在实践中强化主题出版研究
2022年05月13日 05: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13日第2405期 作者:张志强 熊小明

  当前,主题出版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界对主题出版的关注和研究日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主题出版核心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主题出版的研究和实践之间欠缺互动等,这些都阻碍了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从个案研究上升到理论梳理

  主题出版实践的深入发展助推了主题出版研究从过去注重经验总结、发展策略探讨、趋势分析,逐渐上升到相关理论的梳理和沉淀。尤其是对若干基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

  在主题出版的历史研究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蔚华认为,目前流行的“2003年原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实施主题出版工程”一说并不成立,有必要对主题出版的若干重要史实进行再辨析。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范军等对百年红色出版资源的微观史学探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领导干部阅读史的研究、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吴永贵等对延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红色著述与出版活动的关注,以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审李建红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和2003—2017年间主题出版活动选题内容和特点的分析,都大大丰富了主题出版史研究。

  在主题出版的概念研究方面,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司长周慧琳、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殿利、周蔚华以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韩建民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各方观点稍有差异,但普遍认为现阶段主题出版的内涵日益丰富,外延不断扩展。在功能研究方面,各界逐渐意识到除了引导舆论、塑造共识,主题出版在教化育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等方面同样作用突出。

  在主题出版与其他出版板块融合发展研究方面,目前主要集中于主题出版与文学、科技、少儿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其中,安徽文艺出版社姜婧婧认为文学主题出版借助文学的力量,重塑了人民群众对时代的情感和认知。随着《人民的名义》《平凡的世界》《人世间》等优秀现实题材文学作品和影视实现IP互动,主题出版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和放大。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何军民认为,科技主题出版存在的专业合法性在于政策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良性结合,因此必须通过高品质科技成果的展现,彰显我们所处时代的突出进步。

  在主题出版的学术化、数字化和国际化研究方面,韩建民等认为,学术化有助于主题出版打造精品力作,提高说服力和传播力,也为“走出去”奠定了重要基础。主题出版与融媒体传播从“相加”到“相融”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制度保障、绩效考核、效果测算和科学管理等多个方面。相较于大众媒体,主题出版在解读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具有天然优势,因此“走出去”带有必然性。但鉴于各国在意识形态、语言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中国出版业本身的发展困局,主题出版“走出去”又面临巨大挑战。

  在主题出版传播效果研究方面,魏玉山认为,主题出版图书发行量存在“头重脚轻”现象,绝大部分主题图书印量和市场效果并未达到预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教授王卉强调需要通过构建数字传播新模式优化顶层设计与评价体系,全面提升主题出版的传播效果。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王媛则认为主题出版物的传播效果事关其能否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并结合拉斯韦尔“5W”传播过程理论,提出了构建主题出版物传播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主题出版内容逐渐走向精品化

  在主题出版这一概念正式出现之前,我国出版单位已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也形成了一定的特点和规律。

  一是选题类型由封闭走向开放。当前,主题出版一改过去政治读物的刻板形象,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前提下,越来越注重和其他出版板块的融合。通过借助不同内容、题材和文体的优势,它的选题类型和角度逐渐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科技等方方面面,实现了由封闭到开放的升级,对象也从成人扩展到少儿。

  二是内容品质由一般化走向精品化。与过去的主题出版物说教意味浓、时效性强相比,当前主题出版的策划水平已得到显著提升,一批兼具精湛内容和精美形式、产生持续影响力的优秀主题出版物脱颖而出。其中,不仅理论学术型主题出版物经典频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畅销读物也越来越多。

  三是出版形式由单一走向融合。过去的主题出版囿于传播技术和读者阅读习惯,主要以纸质形式出版,但随着5G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融合出版创新模式被应用于主题出版,产生了包括但不限于有声书、H5、视频书、数据库、VR/AR读物等多种产品类型,使主题出版的内容和传播形式更加贴近读者和用户。

  四是影响范围由国内走向国际。经过政府和业界的持续努力,在综合运用各种出版和营销方式的基础上,中国主题出版“走出去”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引领性、品牌性的代表图书,逐渐实现了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的转变,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贡献了出版力量。

  推动主题出版研究与实践良性互动

  当前的主题出版研究总体呈现“业界热、学界冷”的不均衡现象,这既和主题出版实践尚不稳定有关,也和各界对主题出版部分核心问题共识不足有关。为此,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以实现主题出版研究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一是准确把握主题出版的本质。主题出版作为一种新兴出版类型,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活动,也是出版对社会需求的正常回应。事实上,进行主题出版的创新比一般出版活动难得多,既要“叫好”又要“叫座”,对作者和编辑的要求也就高得多,因此理应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关注。主题出版研究应当在宣传逻辑以外,更多兼顾出版逻辑和文化逻辑。

  二是为推动共同体建设,主题出版的基础研究仍需不断深化。比如,现阶段从多种角度对主题出版发展历史的梳理仍然不足,这影响了我们如何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它。再如,在主题出版与其他板块融合过程中,当前的研究对主题出版与其他类型出版内容之间的张力关注仍然不够。此外,如何有效平衡政府的规制和出版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依然是主题出版宏观管理上亟待突破的一大瓶颈。

  三是在媒介融合和智能出版时代,主题出版研究需要注入更多“新文科”思维。一方面,应当充分运用政治学、知识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数字人文等新研究方法对主题出版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高校出版专业教育应深入挖掘主题出版的规律,更新人才培养方式,使教学内容和产业需求结合得更加紧密。

  主题出版的研究依托主题出版实践,并为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这是出版研究社会功能的体现,也是出版学科话语权建构的基石。主题出版的实践则通过适应政策、市场和技术的变化,不断求新求变,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随着《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将“做强做优主题出版”摆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主题出版研究和实践势必迎来新的热潮,为两者的相互促进创造新的机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出版学学术史文献整理、研究与资料库建设”(21&ZD3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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