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语言学研究关系密切。20世纪30年代起，钢和泰、汪荣宝、罗常培等先生就已经关注到敦煌文献中的语音问题，并利用其中汉藏对音材料开展语言学研究。其后的学者相继开展基于各类敦煌文献的西北汉语方言研究，成果斐然。在方言研究中，有学者偏重于各种语料文本，有学者从西洋传教士文献入手研究台州方言百年演变，有学者从元明清文学作品入手开展方言研究，还有学者关注到了地方志中记载的方言资料，比如华学诚著有《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集成》，莫超编纂了《近代西北方音文献集成》。
家谱与国史、方志，同为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三种重要传世文献。家谱记录家族世系传承和地域分布，往往可以在人、时、地三个方面补充正史和方志缺失的历史细节。家谱记录特定人群的流动与分布情况，人口流动是语言变化最直接的动因之一。因此，语言学家常常利用家谱资料来研究语言分布和语言演变，例如邢向东曾以当时陕西神木县家谱所载人口迁徙情况为佐证材料，进一步研究了神木方言的发展变化。
家谱直接反映人口迁徙信息
敦煌古称沙州，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历史重镇，既是一个有历史坐标意义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一个有大规模移民历史的城市。清雍正年间，来自西北五十余地的移民分坊按隅居住在这片沙漠绿洲，各地方言同时汇聚一地，使得敦煌方言至今纷繁复杂。关于这段移民史，不仅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敦煌方志中有记载，而且敦煌家谱中也有记载，且更为详尽。近年来，我们陆续发现和收集到五种敦煌家谱，经初步研判，这些家谱对研究敦煌的历史变迁和语言演变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9年12月，在敦煌市委宣传部和敦煌市教育局的协助下，我们对敦煌市的一些自然村落开展了田野调查，其间，陆续搜集到五种敦煌家谱。按谱牒学的分类方法，这些家谱可分成古谱（始修于清代）和今谱（始修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两类。古谱有发现于敦煌市河州堡的镇番坊王氏谱，该谱始修于乾隆四十一年，宣统三年又重修，由谱序、家训、先祖供奉、分家情况、坟园图等组成，全谱约2900字。还有发现于敦煌市肃州庙的肃州坊许氏谱，始修于宣统初年，分阴本和阳本，阴本由须知、姓氏溯源、族规家训、世第等组成，阳本由序言、宗亲世系表、近五代家史、家训、起名诗、族人生平组成，全谱约7500字。再就是发现于敦煌市河州堡的武威坊李氏谱，始修于宣统初年，内容为谱序和先祖供奉两部分，全谱约760字。今谱共两部，一部是发现于敦煌市肃州庙的高台坊王氏家谱，1964年修，由谱序、先祖供奉、新坟园方位三部分组成，全谱约730字；另一部是发现于敦煌市兰州村的西和坊朱氏家谱，始修于2008年，由序言、谱序、凡例、祖训、遗像、朱氏世系图、朱氏族人生平录、敦煌大事记等几部分组成，全谱约12800字。
这些家谱都记录了清雍正年间的敦煌移民史，较为详尽地反映了宗族流源与繁衍分布。镇番坊王氏谱中仅存的乾隆年间2页记载：“善聚堂琅琊王氏始祖太祖爷，雍正初年自镇番迁移至敦煌西乡。”武威坊李氏谱：“直至满清雍正年间，倡导迁户、戎兵实边，以甘肃五十六州县名命名。我李氏乃武威人，遂迁入武威坊，落户种地。”高台坊王氏家谱记载：“夫我王氏原籍甘肃高台县小寺乡人也。”西和坊朱氏家谱：“原籍中国甘肃陇南西和县，甘肃各地移民敦煌时期随移民迁徙敦煌，遂至修堡建庄定居敦煌东南隅西和坊。数年后因故分庄：一处敦煌东南隅西和坊，现西和槽朱家堡子；另一处敦煌东南隅兰州坊西和梁，现杨家桥兰州村一队；再一处现五墩一队和新店台七队交界处的朱家堡子。”这些材料不仅补充了正史、方志，而且通过细腻的婚嫁分家等信息深入反映敦煌方言的发展变化轨迹，它们将方言研究与历史研究、民俗研究、社会学研究乃至人类学研究有机联系起来。
家谱能提供多种语言学信息
家谱与方志相互印证，可确认现代敦煌的人口来源。1933年，罗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的名义印行出版。罗常培先生利用五种汉藏对音材料和兰州、平凉、西安、三水、文水、兴县等六种现代汉语方言材料来研究唐五代时期西北地区的方言音系，得到系列突破性结论。当时，罗常培先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写作这部书时手上没有敦煌的方言材料。
但是，经现代语言学家调查研究，明朝在嘉靖三年（1524）闭锁嘉峪关，废弃瓜州和沙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成为空旷荒漠之地。雍正三年（1725）清朝在敦煌建立沙州卫，从甘肃省56州县（含今青海和宁夏）招抚2418户移民到敦煌垦荒定居，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使敦煌重新成为河西走廊西端的戈壁绿洲。由此可见，现代敦煌人系清代甘、青、宁三省区移民的后裔，与西汉以来至明代的敦煌人无直接关系。据此，刘伶、李蓝等学者就认为，现代敦煌方言并非唐五代时期敦煌方言的直接后裔。
道光十一年刊本《敦煌县志序》载：“敦煌于雍正三年设立沙州卫，迁内地五十六州县户民至此屯田，各照州县名为某坊，分属六隅。”《敦煌县志》的史料记载在这五种敦煌家谱里都可得到印证，而且家谱还补充了更丰富的信息。目前学界大致将敦煌话分为河西话与河东话两种，河西话是兰银官话，而河东话似中原官话，这正好与西和坊朱氏家谱记载的黄河以东各州县移民主要住党河东岸、黄河以西各州县移民主要住党河西岸下游的安置原则吻合。
家谱提供了更为生动细致的人口信息，为探索现代方言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本文介绍的家谱分别来自敦煌东南隅的西和坊、肃州坊，中南隅的武威坊，西南隅的高台坊、镇番坊。据这些家谱记载，他们移民后均以种粮食、棉花等为生，聚居在各自的“坊”中，自成社区，农作物在地头有商贩收购，所以生活范围小而简单，与外界接触少，几辈人如是，所以他们的方言因“坊”而各具特色。如上所述，现代敦煌方言分“河西话”与“河东话”两种，大致就是以这种居住方式为基础逐渐混合而成的。镇番坊王氏家谱、西和坊朱氏家谱、肃州坊许氏家谱都记载了分家后的族人流动去向，如镇番坊王氏族人一支搬去河州堡；肃州坊许氏家谱还记载了配偶出生地及女子出嫁信息，这些信息对探索敦煌方言的微观演化有一定意义。
家谱记录的一些方言口语仍保留到现代，为确定现代方言的历史来源提供了直接证据。比如，镇番坊王氏家谱记载的光绪二十七年分家情况中，有“秋上”“二十七年上”等表示时间的说法，这种把“上”放在时间词后面表示“在什么时间”的说法，现在仍保留在敦煌方言中。在五种敦煌家谱中，各谱所载地名与道光《敦煌县志》中记载的地名基本一致，与现代敦煌地名有明确的对应关系。肃州坊许氏家谱中，多次将“许家台”记作“许家台台”或“许家台子”，西和坊朱氏家谱将“朱家台”记作“朱家台子”，直到今天，这些地名在敦煌方言里还是这样称呼的。由此可见，这些家谱为现代敦煌方言的历史来源提供了直接的语言证据。
（本文系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敦煌清初移民村落方言语音调查研究——以兰州村、文县湾、肃州庙、河州堡为例”（19Y14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