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气”和“底气”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精神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绵延相继、因革损益的力量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和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接连两次提到“骨气”和“底气”。他明确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这不仅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也为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汉代以降，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所倡导的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等道德理念和人文精神，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尤其在培养和塑造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方面，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经过一百年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极大增强和提升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儒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回应时代关切，以“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核心，继续发挥“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的历史作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研究范式、学术体系和思想体系，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厚植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增强、提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
在中国古代社会，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培养和塑造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方面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孔子的“仁者爱人”（《论语》），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任以天下之重”（《孟子》），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等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了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和舍生取义、保家卫国、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民族气节，从根本上铸就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为代表，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最终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在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百年耻辱得以雪洗，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得到极大增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积贫积弱、“一穷二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增强和提升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正是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不断得到增强和提升的根本之所在。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增强和提升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为宗旨，推进儒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历经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初朴学、近代新经学、现代新儒学等不同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儒学在保留其核心价值不变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充分借鉴其他学派思想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升级，如宋明理学会通佛道、现代新儒家贯通中西，体现出鲜明的“可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积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方向和世界哲学主导思潮，立足现代性、民族性，努力进行儒学理论的哲学建构，呈现出多样化的理论形态，如“情本体”（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人、知行、情景”合一论、“一分为三”说、和合学、新仁学、情感儒学、生活儒学、现象学儒学、乡村儒学、社会儒学、文化儒学、经济儒学等，都试图透过创造性的诠释，使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儒学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诚然，儒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由于单纯对纯粹学术的追求使得思想与学术之间出现“分离”，儒学研究更多展现为一种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忽视对哲学问题的回应以及对哲学理论的处理，往往变成“材料加常识”，学术性较强而思想性不足。二是以现代西方哲学学科范式建构当代儒学，“以西范中”倾向比较严重。如“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宋志明先生认为这是“伪问题”）以及儒学是否“在场”之争论，其实质就是以西方哲学为圭臬来反观中国哲学，缺乏文化自信。三是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互动深度不够。虽然“文化综合创新论”和“马魂、中体、西用”论为厘清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综合创新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学术范式，但在如何真正实现三者的融会贯通上缺乏缜密的理论建构。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儒学研究必须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大局，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富有新时代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为导向，以融会贯通中、西、马为核心，变“接着讲”（冯友兰）为“重新讲”，积极回应时代关切，努力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提供学理支撑，从而进一步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首先，变“接着讲”为“重新讲”。冯友兰在《新理学·绪论》中说：“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接着讲”就是把理学原来不明确的概念明确起来、解释清楚，根本目的是要用中国的思想抗衡西方文化侵略。这在当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当今世界已今非昔比，儒学研究应紧跟时代，变“接着讲”为“重新讲”。所谓“重新讲”就是要坚守自身文化立场，切实打破和改变奉西方哲学为圭臬、以西范中的话语体系，保持民族性和独立性，立足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与学术传统，建构具有新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儒学研究范式、学术体系以及思想体系。其次，积极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合。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基础。因此，儒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科学方法和基本原理为指导，紧扣时代主题和中国国情，突出问题意识，从认识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等层面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互动融合，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推进儒学研究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最后，以思想性引领学术性。儒学研究要以坚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在中、西、马互动的过程中，博采众长，自我革新，回应哲学基本问题，提出原创性思想，使儒学发展进入新阶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论语》诠释研究”（17BZX06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