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当时的学者或学派大多都拥有强烈的救世治世精神。各学派极力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政治理念，目的都是为了重建天下秩序，实现天下的统一和太平，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那时，各个诸侯国都蠢蠢欲动，相互攻伐，造成天下秩序失衡。孔子认为，治世首先要“治心”，人心浮动必然不守规矩，相互侵夺。因此，他认为，以德行修养为基础的“修身”是实现天下大治的根本。在孔子那里，政治和道德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一个是群体的事业，一个是个人修养的功夫，它们牵涉到个体与群体、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二者都是人类实践的重要内容。把政治与道德有机结合起来，是儒家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社会秩序的失衡和政治秩序的混乱，是当时的基本事实，因而秩序的重建成为当时政治的主要任务。孔子强调“礼”，并不是把“礼”等同于外在约束，而是要求在内心坚守道德准则，由内而外地遵守礼制规范，由内在约束走向外在约束，进而实现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的统一。孔子认为，外在与内在相统一、相一致，才能够称得上君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强调，“礼”与内在德性相结合，“为仁由己”，才能实现天下大治。践行“礼”，是为了彰显内在德性，而不是为了展示华美的外观，“人而不仁，如礼何？”相比于外在的“礼”，内在的德性修养才是最根本和紧要的事情。
孟子更是强调内在心性的修养，并试图通过修养的功夫，打通内在的“心”与外在的“天”之间的关系，“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先秦时期的“天”兼具宗教性与道德性，孟子试图把外在“天”的约束内在化和心性化，实现外在约束与内在约束的统一。荀子倡导礼治，也意在实现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统一。相比于“法治”的外在强制性，“礼治”更强调内在德性。当然，“礼治”很容易流于表面和形式，后世不少儒者不把荀子列为儒门正宗，而视孔孟为正宗，原因正在于“礼”有可能偏离道德而徒有其表。但对于荀子本人而言，他所强调的“礼”是内在修养与外在行为的统一，礼治的目的是“化性起伪”、善导人性。
可以说，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直面时代问题，针对实际存在的政治问题提出相应的政治主张和应对策略，力图实现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这是对人类美好政治前景的期许。从历史上看，这种理想性的政治蓝图并没有真正地实现过，那么，先秦儒家设计的德性政治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我们认为，对人类的美好未来心存期望，才能够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毕竟，任何理想都高于现实，不然便不被称作理想。“理想”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行为以指引，作为人类的灯塔引领人们不断前进，并作为修正个人行为或群体行动的坐标系。
秦国采用法家思想统一了天下，说明法家思想在迅速达成实效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法家主张运用强力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生产、扩张军事实力等，所以能够快速增强国力，进而在争霸战争中占据优势。不过，从秦朝快速灭亡这一事实来看，法家思想缺乏持久维护和平稳定秩序的能力，中国古代政治趋向成熟的标志是汉代以后的儒法合流，也反证了儒家思想在平治及善治天下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先秦儒家倡导德政，要求为政者通过修身养德教化民众，以身为范提升民众的道德素养，自觉过一种道德性的生活，无疑能够减少治理成本。在先秦儒家那里，政治的基础是道德，主张把道德渗透于政治当中，同时用政治确保道德大行于天下，这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也是以德治国的表现。以德治国强调“为政以德”，只有那些道德高尚、恪守伦理规范的人，才能够从事政治。
西方现代政治以“政教分离”为主要特征，政治摆脱了一切道德价值或宗教价值，道德不再是评价政治的标准，政治变成非道德的“价值中立”的存在物。那么，如何确保无道德政治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呢？西方近代政治理论创设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并以契约和规则作为政治行为的评判标准。这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权力的滥用，但也造成相互倾轧和讨价还价的局面，加大了政治运作的成本。同时，把道德剔除于政治之外，政治变作纯粹的管理技能和程序操作，还导致行政人员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待工作任务消极应付等弊病。西方现代政治的困境在于：既要保持政治的“价值中立”，又要追求政治的“内在价值”。把政治从伦理道德中剥离出来进而把政治技术化，致使西方现代政治理论难以自圆其说，政治内部的矛盾难以自我调和，从而使得政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麦金泰尔指出，“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可能了解怎样运用法律”，他认为西方现代政治应回归于传统意义的德性论，用道德改造和重塑政治，才能够从根本上确保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在先秦儒家那里，培养人的内在德性是政治实践的前提，德性政治强调政治与道德的完美结合，主张为政者以道德主体而不是政治主体的身份从事政治实践，并把人的德性修养与天道紧密结合起来，政治的终极价值来自“天”，这实际上确保了政治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皆是维护人类整体利益所必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够真正治理好一个国家。传统儒家德性政治的积极要素，对于提升现代政治的道德人文含量，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