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语有云“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民贫则易生民变，民变则易导致民乱，最终将破坏社会的整体稳定性。正因如此，解决贫困问题成为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国家发展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与其他国家一样，追求国富民强也是韩国的主要发展方向。韩国在减贫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通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推进整体减贫

　　为了推进减贫工作，需要促进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和人力资源的素质提升。为促进经济增长，韩国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利用政府主导的高增长外向型发展战略使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以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摆脱绝对贫困。通过实行经济现代化政策，1965—1991年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保持了每年7%—8%的增长速度，部分年份的增速甚至超过了9%。经济高速增长为国民收入增加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韩国长期坚持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自由贸易，鼓励国内各个地方挖掘自身潜力，培育优势产品，增加出口。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使更多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此外，韩国还注重提升贫困人口职业技能，通过鼓励设立教育机构，增加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机会。这不仅使贫困人口能够通过职业教育获得工作机会、提升收入水平，而且为新增就业岗位提供了充足的具备相应技能的人才，为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乡村地区的减贫和发展是韩国减贫工作重点之一。由于韩国最初实行的是以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农业的发展被忽视，导致城乡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移动。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不仅带来了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而且导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阻碍了农村和农业发展。为此，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新村运动”最初是以勤勉、自立、合作、共享为口号，为消除贫困和农村发展而进行的农业改革运动。从“改善居住条件运动”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涵盖农村开发政策、基础设施改造、流通结构改良等诸多领域的全国性运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促进了韩国社会的发展。

　　最初，“新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改变思想观念。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韩国政府增加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还通过整顿农地及周边河流、改良种子、运营共同作业场、奖励互助等措施优化耕种条件、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提升农民收入。为了激发农民自主发展农村的热情，韩国政府让农民、工人、学生等群体接受“新村教育”，开展各类活动强调勤俭节约、互助合作，根除颓废风潮。在乡村建设过程中，韩国政府还让农民共同参与农村改造，促使部分村庄在没有财政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内部努力发掘新的收入渠道。农民自主意识的兴起，为“新村运动”由国家主导向民间主导转化提供了有效动力，农民根据自身需要以村落为单位结成“生产协同组合”“协同会”“妇女会”，加强彼此间在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以及生活环境改善等领域的协作，有些地区还掀起了农村储蓄运动，募集闲余资金，将其用于农业生产。这种政府与农民合作的方式，发扬了农民的自主精神，让他们能够抓住机会主动改变贫困落后的状态。

　　通过开展“新村运动”，韩国农民居住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都得到了改善，很多农民改变了过去拼命想挤到城市生活的想法，开始根据国家政策在农村创业兴业，谋求发展。这不仅缓解了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所带来的压力，而且也为农村经济发展保留了优质劳动力。

　　“新村运动”发挥积极作用

　　在特定的发展背景下，制定具有本国特色的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改善农村环境和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韩国通过开展“新村运动”，实现了农村的转型发展，为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分析“新村运动”的历史、政策背景及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四点是其能够改变韩国农村面貌、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一，坚持政府为主，农民为补，构建和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在“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是启动者、组织者，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设置专门机构，韩国政府将“新村运动”的开展成效列入地方政府工作评价指标。“新村运动”期间，增加农民收入成为韩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与民间通力合作，寻求增加农民收入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政府通过双重粮价制、农协转卖农产品等措施对农民进行直接帮扶。另一方面，农民团体通过建立农村信用社（又称“农协银行”），募集闲置资金，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资金投入，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确保财政资金的合理、有效利用。此外，为了满足农村地区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韩国政府还通过公共机构为全国的村庄带头人提供实务培训，并派遣有关人员进驻乡村，推广农业科技，为村民提供生产技术和技能培训。在政府主导下，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支持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和非农产业协同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收来源。

　　第二，建立激励机制，消除消极心态。既强调村庄内部的合作和共同体精神，又尊重市场理性，建立激励机制，激活竞争意识，这是“新村运动”的指导理念和根本特征。在“新村运动”中，政府认可村庄作为公共建设项目的承包主体，指导其按照市场规律管理运营。同时，为了预防和减少经营风险，政府会对村庄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这唤醒了农民的改革意识，使其具有主动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的能力，而不是习惯性地等待政府扶持。村庄间需要通过竞争性发展来争取政府的梯度型扶持，这使项目扶持资金所带来的成果实现倍增，支农政策取得了正面效果。

　　第三，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注重协同创新。在实现农民脱贫增收和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的扶持不可或缺，但归根结底，需要因村制宜，通过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来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仅靠外部“输血”，无法保障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和村民的真正富裕。“新村运动”的案例表明，村民积极、独立的自助精神和发展意识，才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原生动力。“新村运动”期间，韩国所有村庄均组建了由村长、本村优秀农民等组成的村庄开发委员会，组织村民共同商讨和规划村庄发展蓝图。政府提出原则性指导意见，不包办、不强制执行，鼓励基层实践创造。村民们立足村庄实际提出设想，召开村庄大会，通过集体决策自主决定村庄公共事务。

　　第四，培育村庄带头人，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新村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为每个村庄培养了两名村庄带头人，为他们提供集中培训，教授一线案例经验，并努力使其获得思想启蒙。村庄带头人回村后将新思想和新技术传播给村民，发挥了以一带多的作用。为了实现乡村发展目标，村庄带头人往往会尽可能地动员村内各种可利用资源，协调村民间利益关系，带领大家协同合作共建共享。优秀村庄带头人还会被邀请参加国家月度经济工作会议，到韩国总统官邸——青瓦台介绍村庄的成功经验，这更加激发了村庄带头人投身新村事业的热情。

　　（作者系韩国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