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共同构筑了中国诗歌史的源头，两者分别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诗歌范式，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文心雕龙·辨骚》云：“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刘勰直接指出了《楚辞》对《诗经》文学的继承。结合先秦的时代背景考察《诗经》《楚辞》在时空上的差异，从时间跨度上讲，《诗经》收录的作品主要集中在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而《楚辞》以战国晚期屈原的作品为最早；从空间位置上讲，《诗经》为北方中原文化的文学成果，而《楚辞》是形成并兴盛于南方楚地的文学作品。两部诗集，时间上前后相承，空间上南北相依，两者是如何进行文学联系和传承的呢？
传统文学史观点认为，《诗经》对《楚辞》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楚辞》尤以屈骚和《诗经》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近年来，不断问世的出土文献对这一观点产生了冲击。郭店楚简、清华简尤其是上博简中的楚辞类文献，为我们深入研究诗骚传承渊源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崭新的视角。
李学勤提出：“重大的考古发现应当对人们认识古代历史文化起重要影响，改变大家心目中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以至一个民族的历史面貌。”本文采用“二重证据法”，结合历史时代背景将这些出土文献与《诗经》《楚辞》进行综合对比研究，考镜源流，以期探明诗骚之间的文脉传承和渊源关系。
楚地对《诗经》文学的接受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南方楚地上赫然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及其光辉灿烂的文学作品——屈原赋。由于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毫无征兆，所以学者们不断探寻屈原的思想渊源和屈原赋的文学来源。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在探讨“楚辞的起源”时，遍辑传世文献仅得几首楚歌，诸如《楚箴》（见自《左传》）、《楚人歌》（见自《说苑》）、《接舆歌》（见自《论语》）、《孺子歌》（见自《孟子》）等，同时指出“它们文学的价值却不很高”。另外，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亦提出“楚辞的直接渊源应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这证明在屈原时代之前，楚国大地上存世的文学作品十分有限，且文学价值普遍不高。因此，楚地文学的“原始积累”还不足以支撑起《楚辞》如此恢宏的“文学大厦”。
既然此时楚地缺少文学发展的本土资源，那吸收融合外来文学成果并转化创新便成为楚地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结合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来分析，这条文学发展道路是行得通的。江林昌在《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九歌〉的形成》一文中指出，“西周时期盛行的血缘管理制度，各血缘部族只祭祀本族内的天体神和祖先神，相关的祭祀礼乐、乐舞歌辞也只限在本族内流传，到春秋时代血缘管理制度开始动摇，至战国时代则几乎瓦解，从而出现地缘管理的新局面”。这一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为《诗经》突破族域和地域限制流传至楚地提供了历史条件。在这样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楚国与中原各国展开广泛的文化交流。作为中原文化的载体，《诗经》也不断在楚地流传，楚国贵族逐渐认同、接受进而主动学习《诗经》。相关记载在先秦典籍《国语》《左传》中随处可见。
《国语》《左传》等记载楚人在政治、军事战争、外交中普遍引诗、赋诗，这说明楚人对《诗经》的接受程度已相当高。尤为重要的是，楚人还将《诗经》作为教材来教育贵族子弟，《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命士亹为太子太傅，士亹请教于申叔时，申叔时明确提出要“教《诗》”“诵《诗》”，“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
此外，郭店简、上博简及清华简等文献也有力地证明了《诗经》在楚地的流传广度与接受深度。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篇与《诗经·唐风·蟋蟀》篇题相同，内容相近，其他诗歌《乐乐旨酒》《
乘》《明明上帝》等近于《诗经》中的《雅》；《周公之琴舞》第一篇与《诗经·周颂·敬之》内容基本相同；《芮良夫毖》也可与《诗经·大雅·桑柔》相互参证。清华简中的这些篇章都与《诗经》有密切联系。上博简《孔子诗论》《缁衣》、郭店楚简《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六德》等，既有引《诗》证说，也有对《诗》义及其功用的论述，这些楚地出土的文献资料都与《诗经》有密切联系。郭店楚简墓葬还出土了一件漆耳杯，经李学勤考证，上有“东宫之师”四字铭文，可断定墓主曾担任过楚国太子的老师，而教授的内容就是郭店简中的儒家文献。将《诗经》作为教育的教材，反映出楚地在更深层次上对《诗经》文学的接受和吸收，促进了《诗经》文学在楚地的转化创新，进而成为楚地文学的本土因素，这为楚地文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土壤。
上博简楚辞类文献与诗骚传承脉络
在《诗经》文学的影响下，在楚地文化的熏陶中，孕育产生了楚地文学的早期形态，而上博简中的五篇楚辞类文献《凡物流形》《李颂》《兰赋》《有皇将起》和《鹠鷅》就是楚地早期文学的典型代表。整理者曹锦炎提出：“这些作品皆不见于今本《楚辞》，从体裁和句式看，也比今本各篇显得更具原始性。这对研究楚辞这种诗体之形成，很有帮助。”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认为，这些作品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值战国中期，不一定晚于屈原。而上博简楚辞类文献属于抄本，其写本的形成及流传需经过长时间的过程，故其年代早于屈原是无疑问的。这些早于屈原的未经后世雕琢的原始文献，对梳理诗骚传承渊源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从章句结构、内容题材及艺术表现等方面对上博简楚辞类文献、《诗经》《楚辞》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有助于厘清三者间的传承关系。
首先，句式结构上的比较。上博简楚辞类文献以四言、五言为主，同时伴有六言、七言，句式自由。《凡物流形》以四言句式发问，普遍存在叠字、叠句；《李颂》以四言为主，杂有五言、六言；《兰赋》以四言、五言为主，诗文同义或近义字连文叠用；《有皇将起》与《鹠鷅》以六言、七言为主。更为重要的一点，除《凡物流形》外，上博简楚辞类文献句末都有语气词“兮”或“可兮”，并贯穿全篇，篇末也有“乱”“乱曰”等总结性文字，在形制上与《楚辞》已十分相近。这表明，四言句式结构及叠字叠词的使用明显受到《诗经》影响，而五言、六言、七言等自由的句式结构及语气词“兮”、尾词“乱”的运用总体上呈现出向《楚辞》不断过渡的发展趋势。到屈原时代，《楚辞》创作已经成熟，定型于五言、六言句式。综合看来，上博简楚辞类文献上承《诗经》四言诗体赋，下启五言、六言屈原骚体赋，在诗骚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其次，内容题材上的比较。将上博简楚辞类文献与屈原赋相比较可知，它们确实属于同类作品，内容相近、立意相通。以上博简《李颂》与屈原《橘颂》比较为例，《李颂》“剸外置中，众木之纪兮”与《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李颂》“深利终逗，夸其不贰兮”与《橘颂》“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两者在内容上十分相似，且与《诗经》的文学风格也颇为相近。《李颂》《橘颂》在题材上亦具有一致性，都是咏物之诗，都赞颂了所咏之物的美好品德，而且在对赞美内容的表达上，两者也表现出了相似性。不过，从楚地特色的强弱及感情色彩的程度上分析，《橘颂》明显比《李颂》更进一步，这说明，在《李颂》的基础上，《橘颂》及屈原赋的创作更加完善、成熟。屈原的楚辞作品熟练掌握了咏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艺术表达方式，通过对事物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诉求和志向追求。
最后，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比较。上博简楚辞类文献多是咏物或托物言志之作，多采用“赋、比、兴”等艺术形式。《李颂》《兰赋》采用对比、拟人手法托物言高洁品德之志；《有皇将起》采用“赋”的形式，平铺直叙，直陈叙事，艺术手法相对单一；《鹠鷅》篇多采用“起兴”手法来说理。这些明显受到《诗经》的影响，多是《诗经》艺术表现形式的延续。而屈原赋在继承了上博简楚辞类文献的文学技巧基础上，艺术表现更为成熟。《李颂》表现古朴，而《橘颂》更显雅致，主体意识更加突出，抒情性也更强；《卜居》《渔父》是通过“设置问答”“构建对话”的复杂艺术形式来表现；而《离骚》《九歌》则通过“香草”“美人”两大象征性意象来完成艺术表现，屈原的象征手法是对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更具有艺术魅力。
上博简楚辞类文献的传承价值
综合对比来看，上博简楚辞类文献上承《诗经》下启《楚辞》，在诗骚文脉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过渡作用，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首先，上博简楚辞类文献佐证了《诗经》在楚地的流传，并对楚地早期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文学事实。《诗经》四字成句的章句结构，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抒情言志的思维传统，怀揣理想和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都能在上博简楚辞类文献中找到明显的印记。
其次，上博简楚辞类文献属于屈原之前的早期楚辞作品，也是屈原楚辞创作的直接来源。传统文学史观点认为，屈骚的文学来源是《诗经》，是在《诗经》基础上蜕变而来的。上博简楚辞类文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刷新了人们对传统观念的认知。其直接证明，《诗经》可能不再是《楚辞》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直接文学来源。上博简中的楚辞类文献属于根植于楚地并深受楚文化影响的早期楚辞作品，屈原进行创作时应当会吸收借鉴这些作品。如此一来，与《诗经》相比，早期楚辞作品是《楚辞》更直接的文学来源。
最后，这五篇上博简楚辞类文献也是先秦诗歌发展史上的文学坐标。作为《诗经》与《楚辞》传承过程中的过渡阶段，这些楚辞类文献反映了中国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由比兴艺术向象征艺术的过渡，反映了诗歌文体由诗体赋向骚体赋的过渡，也反映了抒情言志的情感表达在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延续和深化。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