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2021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研究院发表关于敦煌学研究重要讲话两周年，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关于中国考古学重要成绩及其意义重要讲话一周年。2021年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贺信，习近平同志在贺信中殷切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和贺信精神为新时代广大考古工作者更好地开展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考古学站在新的起点上，正在开启一个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考古学的春天已经到来。
2021年的中国考古学界十分活跃，中国考古学在学术史回顾、理论方法探讨、史前与历史考古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绩。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这一标志性事件推动下，关于考古学史、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中国考古学特色风格气派等问题的研究，成为重要特色。这些丰硕成绩显然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得到完整准确的反映。鉴于许多重要考古发现或以简报等形式发表于专业刊物，或以论证会、新闻报道、年度评选等形式由媒体及时发布，本文对上述两方面内容均未加涉及，而只选取若干具有共通性、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加以概述，很多精彩内容只能割爱，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百年回顾与未来展望引人注目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对其中的主要成就进行了集中展示，北京周口店遗址等100项考古发现入选。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各地文明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重要遗址多数入选，这反映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与之相关的考古遗址的工作得到了重视和加强。在新的历史节点，回顾重要成就、总结丰富经验、提炼有益启示、明确学科定位、锚定学术方向，成为不少学者重点关注的内容。
第一，百年考古的重要成就。100年的考古学实践重建了中国史前史，极大丰富和完善了有文献以来历史时代的中国历史。陈星灿认为，我们纪念仰韶文化发现100年，是因为它的发现与研究历程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探本求源、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的百年历程。刘庆柱认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的提出与实践是百年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历史学优秀传统发展的必然。王巍认为，一百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者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鞠躬尽瘁、砥砺前行。陈胜前、王红博认为，考古学的三个不同源头与发展脉络形成考古学术史的基本结构，影响了当代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格局。
百年考古重要成就的总结也体现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202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国家文物局主编，文物出版社）收入2020年共34项考古新发现，系统阐释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夏鼐日记·考古编》（全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新中国考古学史和夏鼐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陈星灿主编，文物出版社）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全12册，王伟光名誉主编，王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把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分为四部分，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百科全书。
第二，百年考古的丰富经验。郭明建认为，中国考古在发展中形成的一系列优秀传统构建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从业规范与精神脊梁，其中包括针对重要遗址、以领队为主导、持续性发掘的工作模式等。魏兴涛认为仰韶文化研究仍有许多方面有待深化，其中对文明化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应当是今后的重点。贾笑冰认为，红山文化的发现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发挥了引领作用。韩建业认为，彩陶蕴含中华文化“密码”，彩陶在前文明社会具有特殊文化和社会功能，“彩陶之路”的真实图景值得继续探索。
第三，百年考古的启示。王巍认为，加强对考古资料的阐释才能充分实现考古学的社会价值，多学科融合是考古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刘庆柱认为，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揭示了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史，其不断裂的历史原因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陈淳认为，中国考古学在海量材料的信息提炼、整合和科学阐释上任重道远。李新伟认为，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科学探索得到了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中华文明的形成在辽阔的地理背景中展开，经历了各地区多元发展、相互碰撞最终融合为一体的宏大历程。
不少学者通过对著名前辈考古学家的缅怀，总结了百年考古。赵大旺认为，向达、劳榦、石璋如在艰苦条件中取得突出成就，在中国近代敦煌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敦煌学是向达与夏鼐学术领域的交汇点，也是两位先生建立深厚学谊的重要媒介。汤惠生认为，纪念夏鼐，回顾夏鼐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就是在发扬老吏断狱般严谨的考信和实证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通天彻地百科全书般的学术眼界。陈伟驹认为，夏鼐与苏秉琦对中国文化起源多元说认识的方法、契机、依赖的材料及系统程度不尽相同，但为认识中国文化起源多元性都作出了独特贡献。王巍指出，安金槐发现和研究了郑州商城，也在夏文化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第四，百年考古的发展前景。朱乃诚认为，中国考古学在揭示中华古代文化与文明以连续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揭示中华文化基因、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方面，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裴世东认为，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冉宏林认为，中国考古学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高崇文认为，在前辈多年辛勤打造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揭示楚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潜伟认为，考古科技工作已经取得一定进步，但还缺乏共同的学术纲领和学术规范。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不断增多。王幼平认为，与中国北方及旧大陆西侧的研究相比，仍须深入探讨、全面复原中国南方早期人类与社会发展史。乔玉认为，考古学家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复原过去，还必须解释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在哪里，这种意义能为当今的民众提供什么。
理论与方法探讨成为热点
与百年考古回顾和展望紧密相关的，是对学科理论方法的浓厚兴趣。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围绕中国考古学的特色、风格与气派，中国考古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学科建设，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西方学术范式或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考古学理论创新等问题展开。
第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特色、风格与气派。经过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中国考古学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独特的风格、宏阔的气派。应如何认识其历史进程和丰富内涵？余西云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考古学完成了向历史唯物论的嬗变，开启了实事求是的社会历史重建之路，形成了考古学的中国学派。汤惠生认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仍是我们需要高扬的大旗。韩建业认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可以概括为：有着鲜明的历史学目标，以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方法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始终是考古学研究的主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古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刘庆柱、韩国河表示，历史考古研究必须重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历史文献的密切结合，这既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特色，也是它与史前考古的最大区别。陈淳认为，中国考古学只有放到世界背景中才能体现它的民族性。徐良高认为，唯有认清并摆脱传统的文献导向的“证经补史”思维方式，以考古学为本位，走“考古写史”之路，才能构建科学的中国上古史。赵宾福认为，中国考古学经历的一百年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过程。何努认为，中国考古学派的本质是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学，特色是本土性与史料倾向，特色性的方法论是以考古证据链为主股，配合文献证据链股，辅以人类学证据链股，拧成一条有机联系的“三股证据链绳”。
第二，考古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学术史。考古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它在新时代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宋江宁将考古学的内核理解为一个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开放的知识体系和学科系统，其性质为综合学科，各分支学科为交叉学科。王益人认为，考古学问题归根结底是哲学问题、逻辑问题，要回归到人类本身上来，回归到人类生活、人类与自然发展规律上来。施劲松认为，多学科融合、理论建设、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应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袁广阔认为，在中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上，田野考古、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要。
第三，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刘庆柱认为，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密切结合是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传统、优势与特色。卜宪群认为，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不是合二为一，而是两者共同促进和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陈恒认为，考古学与史前史并不能相互替代，考古学虽然在整体上有了很大发展，但要想将考古成果用于世界史前史研究，还有一段距离。杨博认为，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两个独立的主要组成部分，二者融合发展的根本任务是“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施劲松认为，探寻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体现的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这个问题需要不同学科共同应对。
第四，研究方法、基本概念、学科发展反思。陆青玉、王琦等认为，20世纪中晚期，我国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使用源自欧美考古界的陶器岩相学分析方法，但截至目前，仍缺少比较成熟的研究案例。周玉端、李英华认为，近年来，“旧石器技术研究”在不少研究中得到运用，但存在对技术学研究的粗浅模仿，进而带来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误导。张立东、李立远认为，黄河考古是传统考古、黄河历史和地质考古的交叉学科。桑栎认为，应该通过考古学的本体论研究，解决综合研究滞后、学科发展不均衡的现象。白云翔提出，城市手工业考古作为城市考古和手工业考古的交叉研究领域，既是深化城市考古的需要，也是推进手工业考古的需要。
史前考古研究亮点频出
史前考古与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直接相关。2021年度，相关研究涉及人类早期生业方式、物质文化、聚落与社会复杂化、宗教与艺术、族群交往与文化交流等方面。
第一，人类早期生业方式。2021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赵志军认为，稻作农业起源或稻作农业形成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时期。钟华、王涛等认为，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成体系的农业经济在该地区尚未完全发展起来。曹建恩认为，新石器时代内蒙古中南部诸考古学文化的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狩猎采集与农业的互动共生。常经宇认为，仰韶时代晚期榆林地区存在多样的肉食资源策略，龙山时代晚期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家畜饲养策略。刘一婷、李婷等认为，庙底沟遗址庙底沟文化时期先民以饲养家猪为主，针对不同的动物采取不同的利用策略。刘莉、李永强等认为，丁村仰韶文化遗址的酿酒方法可代表仰韶文化核心地区6000年前酿酒技术的发展状态。郑晓蕖、邵栋等认为，马家浜文化发展至晚期，水稻尺寸出现明显增长，稻作农业逐渐成为主要农业部门。
第二，物质文化。宋博、陈全家等认为，河南西峡仓房坡头旧石器地点具有小石器文化传统，该地点可能形成于晚更新世早期。李意愿认为，澧水流域及华南地区晚更新世早中期遗址的旧石器文化有了新发展，这一时期的旧石器文化进入了承前启后、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樊温泉、贺存定等认为，庙底沟遗址具有石器加工场和专门化的特点，其中的石器以农业工具为主。栾丰实、武昊等认为，两城镇遗址的石器生产已经脱离家庭手工业的生产阶段，进入更为复杂的专业化生产时期。董小帅、李秀辉认为，甘肃地区出土先秦时期铜器样品的遗址分布在洮河流域及河西走廊地区，文化属性以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为主。
陶器的发明通常被视为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钱耀鹏、穆琼洁认为，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华北平原应是我国史前陶窑的最早发源地之一。郭子月认为，裴李岗文化三期瓦窑嘴遗址中的磨光薄胎黑陶标志着裴李岗文化的制陶工艺达到了一个高峰。彭小军认为，陶器成型技术类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有规律的空间分布特征。苏明辰、宋海超等认为，庙底沟、西王村及庙底沟二期文化这三个时期的陶器在制作技术上基本一脉相承。徐昭峰、王凯凯认为，大口尊的传播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海岱、太湖、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间的交流。陈晖、荆志淳发现，虽然材料和制作技术存在部分差异性，但盘龙城陶器器形和装饰却竭力保持与中原的一致性，反映出对中原文化观念和身份的认同。
第三，聚落、城址与社会复杂化。张弛认为，白音长汗遗址环壕围合的聚落是兴隆洼文化最小的社会单元，兴隆洼文化时期应是氏族—部落社会。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认为，双槐树遗址与周边分布的多个遗址共同构成规模巨大的聚落遗址群。2021年10月9日，鸡叫城遗址考古发掘专家现场会在湖南澧县召开。专家认为，此次发掘揭示出的大型木构建筑F63有助于理解长江流域史前建筑形式。张国硕、张婷等认为，中国早期城址城墙结构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明显复杂性、多样性、区域性特点。
聚落形态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差异。陈雪飞认为，裴李岗文化处于一个基本平等的社会阶段，但在贾湖聚落出现了类似于巫师或氏族首领等社会地位高于其他人的职业。秦存誉认为，裴李岗文化中尚未出现阶层和贫富分化，贾湖聚落已经出现掌管宗教祭祀的巫师。马萧林认为，仰韶文化的社会形态在庙底沟期完成了从简单的平等社会到复杂社会的重要转变。陈雍认为，进入文明门槛的良渚社会具有三个早期国家特征：按地域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复杂社会分层和权力等级系统。田伟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周家庄遗址为舜都所在的可能性。
第四，宗教与艺术。韩建业认为，裴李岗时代开始出现有共同葬俗、排列有序的公共墓地—族葬墓地，这是当时黄河流域祖先崇拜观念加强的反映。裴李岗时代迈开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步。李新伟认为，庙底沟类型时期存在的鱼鸟组合图像反映了神鸟在鱼体内完成孕育生长的萨满式化生观念。彩绘陶为陶寺文化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王仁湘认为，良渚文化中可能已经有了四神信仰。何努认为，玉琮不仅是良渚文化的宗教法器，更是良渚国家政体推行的“国家认同”的象征图形符号。王仁湘认为，方菱额花是中国古代文明史前期动物神的固定神性标识，在史前末期它还曾是人神的神性标识。
第五，族群交往与文化交流。蔡金英认为，磁山文化第三期时裴李岗文化北进的势力更加强烈，使三期的文化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在裴李岗文化北上的同时磁山文化也有部分因素南下到裴李岗文化地区。崔宗亮认为，裴李岗文化的许多因素被北辛—大汶口继承，并加以改造、创新，进而影响中华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诞生。戴向明认为，仰韶时期陕晋豫邻境地区聚落兴衰、社会复杂化发展与晋南盐业资源利用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薛新明认为，庙底沟文化曾经强力向外扩张，与北方文化发生交流与融合，对后来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影响。贾笑冰认为，在以排他为主旋律的族群扩张中，红山先民从物质层面的融合发展到精神层面的认同。罗诗谦认为，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晚期素面陶鬲的出现时间、地域甚至形制的高度一致说明其或许与大规模族群迁移有关。韩建业认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大约发端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为之后“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栾丰实认为，陕北和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存在着较强的共性特征，属于同一个大的玉器系统。邵晶认为，距今约4000年前后石峁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之间存在文化因素交流互动迹象。
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稳步推进
2021年的历史时期考古，似可从政治活动与统治思想、经济与社会生活、器物制造技术、宗教与艺术、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等方面略加介绍。
第一，政治活动与统治思想。陈絜认为，武丁王卜辞地名系统、花东子卜辞地名系统及商末王卜辞地名系统之间存在的大量重叠现象对于晚商政治地理的勾画复原具有重要价值。晁福林认为，周人由周初二王谥号引申出的“文武之道”治国理念在不同时代需求下发挥了巩固政权的作用。随州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出土的曾公求编钟，引发学界关于“康宫”问题的重思。杜勇认为，曾公求编钟铭文措辞不合周初的时代特征，难以依据它来判断“康宫”的时代和性质。杨理胜认为，曾公求是东周时期册命制度仍然延续的证据。刘彬徽认为楚历的岁首为冬，以建丑为正。黄尚明、关晓武认为，曾国的纪年法始终尊奉周正。陈伟认为，西汉初年中国的法律形成刑法与民法两分的显著结构。何有祖认为，老官山M1∶118、158木牍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官府对市场交易加强监管以保障“占缗令”有效实施的史实。
第二，经济与社会生活。朱凤瀚认为，二里岗下层文化一、二期与二里头文化晚期墓葬的随葬器物组合有明显区别，陶器形制特征多有不同，体现出两者在类型上的重要差异。陈畅认为，鹤壁刘庄墓地布局体现先商人群和白燕四期文化人群、东下冯文化人群共建的五个层级的社会关系，体现了二里头时期亲属关系和礼制同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刘亦方、张东认为，郑州商城内城是早商时期城市的核心功能区，中北部的历代城市衙署区也发现有残破的早商夯土基址，暗示了该区域在早商时期的重要性。何毓灵认为，洹北商城四周的方形遗迹是“城壕”，北商城与殷墟的水系体现了因地制宜、高效利用的原则。周志清认为，磨石随葬是金沙遗址常见的丧葬习俗，是古蜀社会阶层分化的产物。徐良高探讨了丰镐手工业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张天宇认为，叶家山曾侯墓墓地M111早于M28。严志斌认为，罍与钟是蜀人礼乐文化的最重要象征，二者的拥有者是蜀文化社会中的上层权贵。许卫红认为，秦都咸阳城北区手工业遗存分布显示出“两城并列”布局特点，总体承担的行政职能偏于经济管理。
第三，器物制造技术。王庆铸、郭俊峰等认为，高放射性铅同位素数据反映了商代不同时期铜器的资源同源性。李文静、朱剑等认为，殷墟原始瓷在化学元素组成、岩相特征上与南方产品有显著差异。黎婉欣认为，商后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人兽结合纹饰或造型可能形成和沿用于淮河流域至长江中游地区并于殷墟文化二期以前北传。李朵认为，湖南及其邻近地区出土的晚商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实际上属于两种年代相继、特征不同的青铜器群，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张吉、郜向平等认为，荥阳官庄遗址近年发掘的部分铸铜遗物与春秋早期中原各诸侯国青铜器的合金技术面貌近同。刘祥宇认为，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区域出土的双耳铜罍是受中原地区和“边缘”地区影响而产生的，其产地均应为本地。南普恒、贾尧等认为，分水岭墓地M269和M270出土铜器主要为铅锡青铜合金以分铸法铸造成型，铅料来源在春秋中期发生显著变化。
2021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取得的重要成果再次震动世人。田剑波认为，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圆眼直喙歧冠或无冠的鸟形饰可能是从长江中游输入或仿制于长江中游的同类器。鲁昊、付宛璐等认为，三星堆玉石器材质的组合和比例符合四川地区闪石玉的成矿原理，具备原料“就地取材”的条件，玉料选取与器形具有一定相关性。郭建波、田灏等认为，分铸和各种连接工艺在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上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多次浇注在各部件间形成稳固的机械连接，是青铜神树等形状复杂的器物得以成功铸造的技术保障。
第四，宗教与艺术。严志斌认为两周铜器铭文中有遣器、赴器和行器，这些器铭都与丧葬活动有关。刘钊认为，具有浓厚数术色彩的《山海经》是在地理框架下杂糅多种内容的综合性图书。韦正、吴娇认为，从平城时代到洛阳时代再到邺城时代，北中国东部地区的墓葬文化既连续发展又有变化乃至突破。吴小龙认为，墓志铭是记录古人丧葬礼俗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丧葬文化。李梅田认为，汉唐时期的墓室壁画具有明确的叙事特征。狄小卜认为，滕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内容是当时人们对古代生活的真实写照。庞政认为，安阳西高穴M2出土的画像石雕刻精美多附带榜题，具有较高艺术价值。赵声良认为，隋朝敦煌壁画中以色彩的细腻变化表现奇妙的光感，体现了当时画家旺盛的创造力。
佛教造像与摩崖石刻等研究颇受关注。黄盼认为，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土大批集中埋藏的佛像可以分为三类。魏永杰认为，得益于交通便利因素，北朝时期盂县地区的造像活动呈现繁荣景象。弓雨晨、王乐乐等认为，受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影响，全国石窟类文物在各地区分布不均衡且聚集程度较高。张小刚认为，唐宋时期敦煌十分流行龙王信仰。董华锋认为，唐宋时期川渝地区摩崖题刻中保存的古代瘟疫材料反映出瘟疫与佛教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第五，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庞小霞认为，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二里头文化向鄂豫陕交界区域逐渐扩张的结果。孙卓认为，二里头第三、四期中原文化对江汉地区的扩张为之后二里岗阶段该区域的文化格局形成奠定了基础。曹玮认为，汉中盆地的铜器来源于盘龙城，汉中盆地的商代青铜器是二里岗时期商人向外扩张的结果。王子今认为，两汉时期内地与河西地区之间实现了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联系和互鉴。张德芳指出，汉王朝建立的数十个连绵不断的驿站馆舍保障了丝绸之路的正常通行。王音认为，曹魏、孙吴宗室墓在墓室形制上表现出较强共性，在随葬器物和墓内设施方面存在一定文化交流。
以上所举只是2021年中国考古学重要成绩的一个侧影。除此之外，中国考古人在国际合作、学术交流、公共考古、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不俗成绩。这些成绩既是对中国考古百年的最好总结，也为中国考古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奠定了扎实基础。
（因篇幅原因，本报告相关论文名称及出处等信息一概从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