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在19世纪的中国成为发展迅速的一种新媒介，对中国社会接受知识和信息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变革和影响，英文报刊发表中国文学译介文章是19世纪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重要渠道。中国文学作品以书籍以外的形式在异域进行广泛传播，这无疑是原文本的一种新生。

　　英文报刊译介中国文学的概貌

　　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有超过15种英文报刊涉及中国文学译介活动，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有《亚洲杂志》（1816—1845）、《印中搜闻》（1817—1822）、《中国丛报》（1832—1851）、《北华捷报》（1850—1941）、《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1858—1947）、《中日释疑》（1863—1865）、《教务杂志》（1867—1941）、《远东》杂志（1870—1878）、《中国评论》（1872—1901）。以小说为例，英文报刊译介的中国古典小说篇目占到全部外译小说总篇目的70%，达到52种，有一些作品是首次被译介到西方国家。“侨居地汉学”的代表《中国评论》译介了中国古典小说23种，在近代英文报刊中是译介中国古典小说篇目最多、类型最全的刊物。除《玉娇梨》《好逑传》《聊斋志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5种此前曾在其他报刊上发表过的小说之外，《荡寇志》《粉妆楼》《四游记》《镜花缘》《麟儿报》《笑林广记》《穆天子传》等作品都是第一次通过《中国评论》译介到英语世界。

　　这些文学作品的译介者，不仅有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郭实腊、艾约瑟等来华传教士，还有德庇时、梅辉立、瓦特斯、庄延龄、翟理斯等驻华外交官或商人。尽管他们在译介作品时有不同的目的和追求，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此外，与书籍相比，定期出版的报刊能够不断强化所要译介的文学主题内容，有助于汉学家们针对同一主题进行深入探究和阐述，而且刊物发行的范围较广，扩大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半径。

　　英文报刊译介中国文学的特征

　　根据相关英文报刊译介中国文学的语料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如下特点。

　　一是文体全、数量多。整体上看，报刊译介的中国文学侧重世俗作品，以小说为主体，同时涉及诗歌、散文、戏剧、民间文学（神话传说、民歌民谣）等，既有文言文也有拟话或白话语体。其中对小说的评介和研究较为深入，不仅提升了小说的地位，也明晰了小说的分类，形成了历史演义、神魔志怪、才子佳人、世情公案等题材划分，对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界的文学革新运动和翻译小说大发展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

　　二是主题集中、方式灵活。报刊因其栏目设置灵活、出版周期短、流通性强等特点，对栏目设置可以做到因文而设，或者对长文连载刊发，便于对同一个问题持续开展讨论。比如《中国评论》在1883—1884年间围绕中国神话连载《中国神话故事选》（Scraps from Chinese Mythology），将明代神魔小说《四游记》（《东游记》《西游记》《南游记》《北游记》）较为完整地译介到英语世界；同时，根据需要将《南游记》原文划分成36个小故事分5次连载，强化了译介主题。

　　三是译介与评论互动。译介者—编辑—读者三方互动是报刊作为媒介最具有优势的地方。在具体形式上又有不同呈现方式，首先，译介者添加序言，与原作者展开隔空对话，或在文中添加注释补充背景信息或加以评论来阐明所选作品的动机和标准，或译介作品的作者与主要内容，或对作品文学性进行点评，融作品翻译和研究为一体。其次，多人发表相对独立的文学研究论文，对某一主题展开不同层面的思考和论述。以中国小说分类为例，李斯特（Alfred Lister）、丁义华（E. W.Thwing）和梅辉立（W. F. Mayers）等人均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在“小说”一词的英译上，就存在romance，tale，novel等多种译法，反映出19世纪时西人对中国小说复杂性的认识。在小说的具体分类上，西人存在不同见解。李斯特将小说分为历史小说（Historical romance）和日常小说（Tale of everyday domestic life），丁义华将其分为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s）和爱情小说（Romances），而梅辉立的分类则更细致。再次，不同报刊经常会刊登同一部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文或对译文的评价，为读者提供多角度的理解，拓展阅读趣味。以《好逑传》为例，李斯特认为该书内容愚昧，德庇时等人耗费精力进行翻译是不值得的，但同一期的报刊上波乃耶则发文对《好逑传》译本进行评价，认为该书语言通俗利于汉语学习，且人物塑造形象生动；窦乐安（John Litt Darroch）在《教务杂志》第36卷上发表的《论〈好逑传〉》（The Fortunate Union）一文中，对帕西译本和德庇时译本进行了分析，重点讨论了鲍康宁（F.W.Baller）《好逑传》译本对汉语学习的积极作用。最后，开展文学翻译标准、策略方法的讨论，促进中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例如，李斯特从翻译的忠实性、译文语言表达的灵活性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译文要忠实于原文又不能拘泥于原文，译文语言要通俗却不能粗鄙，这样译文才能生动活泼。波乃耶则强调译文不仅是语言转换，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原文的效果，体现译文对原著的忠实程度。翟理斯则以《红楼梦》翻译中的“梦”字为例，具体讨论了书名的翻译问题，认为书名是隐喻，直译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是不准确的，没有反映出小说想要展示的荣宁二府“兴盛梦”。据此，书名应译为A Vision of Wealth and Power，从而将文学翻译和作品阐释相结合，拓展了报刊译介中国文学的深度。

　　四是传播快、受众广。前述英文报刊或以来华西人为读者对象在中国本土出版发行，从而成为“侨居地汉学”期刊，或在英国直接出版发行，但无论出版存续时间长短，以月刊或季刊频率出版，还是周刊出版，出版周期均保持固定，有相对稳定的编撰发行体制，且随着邮政事业的发展不断扩大报刊影响。比如，《教务杂志》创刊初期主要在福州本地发行，随后，由于来华传教士和商人不断增多，刊物扩散到香港、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及汉口、南京等长江沿岸城市，刊物还通过香港中转邮发至新加坡、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此外，报刊内容较为全面，信息容量大，关注社会现实，读者群体比较广泛，对中国文学的传播起到积极引领作用。

　　英文报刊译介中国文学的反思

　　总体上看，19世纪英文报刊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呈现译文与主题评述或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状态，这种翻译—研究模式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对海外汉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随着来华西人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不断深入，学术视野得到拓展，这些译介作品还帮助英语读者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此外，英文报刊的中国文学译介也塑造了中西比较文学形式的形成，并在中西文学相互交融与对比中，不断加深西方人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影响着后继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评述，为翟理斯等人创作《中国文学史》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当然，由于个人认知能力、知识结构的不同，以及主观偏见的影响，19世纪西方人很难全面正确把握中国文学作品的内涵，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翻译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读、误释现象。

　　在新时代背景下，19世纪英文报刊的中国文学译介活动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一是在选材上要结合读者需求，围绕中国传统文化，或能充分代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主题来选择权威作品进行翻译，进而展示中国文化和经济社会状况。二是在翻译策略上不要束缚于直译或是意译的争论，要根据传播目的或目标读者有针对性地灵活选择。三是在外译作品的传播上，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方式逐渐扩大传播面，拓展传播渠道，构建传播链条，提升传播速度。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九世纪在华英文报刊译介中国文学研究”（17ZWB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