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阐释学是面向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江
2021年10月25日 09: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25日第2272期 作者:本报记者 马涛

  当代中国学术体系的建设需要对学术生产的原点问题进行前提性反思,阐释学着眼于学术生产的基本方法,是一种基础理论的探索和实践,阐释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表征了我们日益自觉的学术主体意识。那么,当代中国阐释学有哪些理论内涵?它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日前,本报记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江。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您提出“强制阐释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思想路线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之后,您围绕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提出一系列理论概念和构想,如公共阐释论、阐释逻辑论、阐释与自证、阐释的正态分布等。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阐释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切入点?这是一种个人学术兴趣,还是有着更深的考虑?

  张江:在提出“强制阐释论”之前,我已经在《人民日报》开设“文学观象”专栏,对于文学和文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解读和剖析,当时的设想是回到原点问题,通过系统阐说文艺原点问题,观察文学动态与现象,就当下文学的现状与走向、倾向和问题给出自己的判断。在此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回到原点必须进行一种方法论的前提性批判和反思。当代中国文论之所以缺乏自己的理论建树,很大程度上在于不加反思地引入西方当代各种文艺理论,而没有考虑中国的文艺实践。实际上,西方20世纪文论本身也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方法论上的强制阐释,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实践,成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理论的生成方式不是来自文学自身,而是从文学场外征用,成为无效的空转;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不是从对于作品本身的体验和感受出发,而是基于文学之外的某种理论预设,这种阐释是否有效是可疑的,我们不加反思地引入这种理论,对于我们自身文学实践的阐释更是缘木求鱼。

  通过对西方文艺理论生产方式的反思,我进入对于一般阐释学的思考。首先就是阐释有效性问题,怎样的阐释才是有效的(获得公共承认),如何才能做到有效阐释(遵循阐释逻辑),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无效阐释(阐释心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不是埋头于书斋,而是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它是对于我们学术生产方式的一种反思,代表了我们学术自主意识的觉醒。中国学术一项很重要的传统就是学以致用,不做空洞的理论思辨,阐释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这种传统的回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出和阐述的阐释学议题涉及文学、哲学、历史学、文字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这与阐释学本身的丰富内涵密不可分。那么,在您看来,阐释学有哪些基本的规定?何谓阐释?

  张江:阐释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阐释学之所以涉及各种学科领域,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和反思性,它是对于我们学术生产方式的一种反思。我们从事学术生产,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生产,本质上就是在进行阐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现象和事物进行认识,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对人文和社会现象进行阐释。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历史性,时过境迁,人们的观念会不断改变和进步,因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性是一种主体认同的普遍性,真正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阐释才有效。对于阐释行为的反思对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阐释是为了争取承认而斗争。人们之所以要阐释,就是为了获得承认。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类来到世界上,不同于自然的生物,是要在精神上有所创造,精神的本质就在于它不是个体性的,而是一种社会化的存在物,个体的精神创造如果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对于人类的精神而言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人进行阐释,就是为了争取承认而斗争。这种斗争当然不意味着你死我亡,恰恰相反,真正有创造性的精神都是引领性的,只有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精神,才能获得普遍认同。

  从心理学意义来看,阐释就是自证。阐释主体证明自我的心理企图和冲动,以自证满足为目标和线索而持续展开,不断确证自我认知与自我概念,最终实现意识主体同质化的自我建构。自证的企图与冲动,为本体论阐释提供了可靠依据,给方法论阐释以合理证明。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

  总之,我们从社会学、心理学等意义上对阐释行为进行规定,突破了笼罩在西方阐释学理论上的单纯思辨气息,真正将阐释行为落在了社会实践的实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对于阐释学本身的理论进行建构外,您还对中国传统阐释学中的一些基础概念进行了辨析,比如“阐”“诠”辨、“解”“释”辨、“理”“性”辨、“通”“达”辨等,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资源,您认为这是否代表了中西方不同的阐释学传统?中国的阐释学传统相较于西方有何优势?

  张江:中国有着深厚的阐释学传统,这是我在对阐释学进行深入研究后理解和感受越来越深刻的一点。我曾经向哈贝马斯讲述过中国古文字学中“阐”“诠”的不同规定,他听了后对中国的阐释学传统深感敬佩,也理解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建构自己的阐释学。在我看来,中国语言中包含着丰富的阐释学意蕴,只是这些意蕴没有被系统地表述出来。经过系统地开掘,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词汇体系中找到西方阐释学各个关键概念的替代词,以此来克服西方阐释学思辨的片面性。比如,我们古语中固有的衍生性概念,就可以替代西方阐释学的生产性。生产是无边际的,而衍生则意味着是从文本出发进行衍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20世纪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却对文学本身丧失了解释力,就是因为它脱离了阐释的衍生之源。

  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相对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有着更加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内涵。我们的文字并不只是指代一种意义,而是蕴含着丰富的意指,这种意指往往与其社会化的含义密切相关,汉语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一个事物不是外在地科学地加以认识,而是置身其中进行设身处地的体验,这对于阐释学的建构具有巨大的优势。阐释不同于认识,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是我们丰富的社会生活决定了阐释的意义以及阐释的有效性。

  “阐”与“诠”的区别代表了我们古代阐释的两条基本路线。中国古代的阐释路线,一条重训诂之“诠”,一条重意旨之“阐”,两者各有其长,互容互合。阐释由“解”起始,经由“诠”后而再“阐”,实现“阐”之最高目的。“释”起于“解”,“解”强调分析;由“解”而“诠”,“诠”注重实证;由“诠”而“阐”,“阐”实现了阐释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因为有“解”和“诠”而不是无边际的,这里面体现了深刻的中国的实践智慧,也是我们主张中国的阐释学只能名之为阐释学而不能名为解释学或者诠释学的原因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建基于对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阐释之上,这种阐释同时内含着我们的主体选择与创造,您认为阐释学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如何理解经典阐释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张江:学术发展要处理好两种关系,一是与古今中外的各种学术传统和资源的关系,二是与当下的现实语境的关系。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传统的学术,是要为当下日益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服务的,这决定了我们对于任何学术资源都不能一味照搬,而是要进行创造性的吸收和转化,而吸收和转化的途径就是通过阐释,阐释学对于我们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具有一种前提性的方法论意义。阐释不同于诠释,它是开放的,内含着阐释主体的选择和创造。我们的学者在进行具体的学术研究时,如果具有阐释学的眼光,他的学术就不会是僵化和封闭的,而是能够自觉地将学术与时代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这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至关重要。

  从学术发展自身的历史来看,现代意义上的阐释学的出现是在近代认识论哲学兴盛之后,认识论哲学造就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近代以来的各种哲学形态其主题都可以归为对人的主体性的探讨,而阐释学则更强调主体间性,在作者和读者、阐释者和接受者、文本和历史之间,都存在一个引渡和沟通的问题,阐释学的很多理论其实都是关注主体间性问题。当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也必然是在继承传统、借鉴外来的基础上进行一种主体间的建构,阐释学正是我们进行这种建构的方法论根基。

  真正的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创新,阐释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来自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现实。事实上,任何经典只有通过阐释才能对当代产生意义,这就是阐释学中的效果历史,其本质是一种包含了主体创造性的历史。没有创造就没有阐释,所以,学术创新与经典阐释之间应该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统一于我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具体的学科领域看,比如文学阐释学,我们当下的文艺理论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理论与批评相分离,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古今中外各种文艺理论的资源,阐释学对于解决这些矛盾、处理这些资源能否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指导?

  张江:文学与阐释学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阐释的过程。可以说,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对于阐释的召唤,文学作品的意义也是通过阐释而得到彰显,文学作品内涵的多义性使其非常适合作为阐释学研究的对象,古今中外的很多阐释理论都是借由文学生成的,文艺理论在形式上其实就是一种阐释的理论。“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就是针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脱离文学实践、消解文学指征的弊端,因此,对于阐释学的研究对指导我们文艺理论的建设具有方法论意义。

  当下文艺理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分离。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这样的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是无效的。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有赖于阐释学基础理论的建构,更重要的是建构文学理论应当有阐释的自觉性。文学批评是对作品的阐释,文学理论则是对这种阐释经验的总结,由此,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经由阐释学就可以统一起来,而不是分裂的。

  同时,任何一种理论都处在自身的学统之中,有其自身的各种理论资源,对这些理论资源的吸收和利用同样需要阐释学的指导。一种学术资源只有经过阐释才能获得其当代性,也才能产生其真正的效用,而不是僵死的。阐释是通过对当代问题的意识,为学术注入思想性的灵魂。我们研究阐释学,就是为经典的理论赋予当代精神,任何学术都是在实践中发展的,面向当代、面向未来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也是我们进行阐释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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