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时间一直担当着社会生活规划者和指导者的角色，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皆需遵循一定的时间安排生产和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趋势愈加明显。20世纪中叶之前，计时器普及度不高，近代以来由地方时改为标准时带来了一些时间混乱。因此，公共报时在城市中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公共报时的方式和手段与时俱进、日新月异。

　　计时方式发生根本变革

　　早在周代之前，我国就已经发明了将一天平均分为一百刻的计时制。同时，又设置了将一昼夜等分为十二时辰的计时法，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为十二时辰命名。夜间则制定了特殊的“更点制”，把一夜分为五更（一更至五更分别对应的时辰是戌时、亥时、子时、丑时、寅时），每更为一个时辰，一更又分为五点。百刻制和十二时辰制互相配合使用，成为古代民众生产和生活中常用的计时标准，其中又以十二时辰制更为普遍。

　　自康熙九年（1670）起，西方的刻分秒制正式进入官方的计时体系，时辰与刻分秒相结合成为清代的官方计时标准。19世纪晚期，官方开始使用24小时制的钟表计时。这一时期，钟表计时渐成主流趋势。不过，传统辰刻计时仍有很大影响。因此，在计时方面就出现了两者混用的特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生产和生活越来越依赖于以精确时间进行安排，政府机关、学校、工厂、邮局、银行、商场、娱乐场所等社会性组织普遍严格按钟点进行运作。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这时基本都已经一致采用钟表计时，“分”和“秒”这些新的时间单位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

　　中国传统的计时工具主要有日晷、漏刻和香篆，此类计时器在民间的拥有量较少，通常只有官府和富贵人家才会配备。因缺乏准确的计时工具，除公共报时外，民间大多根据太阳、月亮、星辰的升落及其位置变化以及雄鸡报晓等自然现象，判断大概的时间范围，并据此安排生产和生活。早在明代，钟表即已通过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传入中国，但在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基本上仅以奢侈品的面目存在于少数上层官僚之家和富家大户，并未大范围流行。1842年五口通商之后，钟表进口量大幅增加，国内钟表制造业也日渐发展，钟表售价有所降低。进入20世纪后，钟表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开埠通商城市中日益普遍，挂钟、座钟、手表、闹钟等各类钟表应有尽有。随着钟表的传入与普遍使用，计时器和计时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不过，总体来看，20世纪上半叶，其拥有者仍主要集中于中上层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类钟表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中。

　　古代采用钟鼓报时

　　近代以前，计时器在个人特别是社会下层民众中的普及率非常低，大部分民众无法及时掌握准确时间。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对时间和空间的全面控制，历代王朝均采取了按时开关城门、统一规定民众日常生活作息时间的夜禁和巡夜政策。为此，公共报时自然势在必行。

　　古代公共报时使用的工具为钟鼓。早在东汉晚期，就出现了“夜漏尽，鼓鸣即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蔡邕：《独断》卷下）的记载。可见，当时已使用钟鼓报时。从唐代起，都城和一些地方城市开始设置鼓楼、钟楼、鼓角楼等专门的报时建筑。宋代之后，此类报时建筑日益增多，主要以谯楼、鼓楼和钟楼为主。钟鼓楼等通常建立在城市的中心地带，高大壮观，是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里面放置着漏刻、日晷等计时器，此外还有鼓或钟。明清时期，北京的鼓楼里放置的报时鼓包括1面主鼓、24面群鼓，其直径都超过1米。鼓楼里放置的报时工具并不一定是鼓，例如天津的鼓楼里面有钟而无鼓。公共报时由专人负责，到报时时间就击鼓或撞钟。每次击鼓或撞钟的次数通常为108下，频率则各地快慢有所不同。钟鼓声悠远洪亮，一般方圆十几里内皆可以听到。

　　公共报时最主要的是清晨和傍晚，分别标志着城门开启和夜禁结束、城门关闭和夜禁开始。换言之，公共报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以司晨昏，启闭城门”（高凌雯：《志余随笔》卷6），向城市居民通报城门开关、夜禁开始与结束的时间。从元代起明确规定，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为夜禁时间。由此来看，傍晚报时很可能从一更初开始，到一更三点之前结束；早晨报时则从五更三点开始。在既有钟楼又有鼓楼的城市，早晨和傍晚的报时往往通过钟鼓声共同完成，先击鼓，随后撞钟，钟鼓齐鸣。夜晚的更点报时则通过撞钟来传达。另外，夜晚巡夜的更夫，在巡更时配合着敲击梆子和小锣，每次敲击的次数与更点一致，实际上也起到了公共报时的作用。

　　除由官方掌管和实施的公共报时之外，寺庙的早晚钟声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公共报时的功用。

　　趋于精确化和多样化

　　近代以来，日常生活受时间约束的程度日益加深，精确控制时间逐渐演变为生活常态。在此情形下，公共报时更是不可缺少。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与国际接轨程度日渐紧密，传统的计时和报时制度已明显滞后，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中国古代一直实行的是“视太阳时”（又称“真太阳时”，简称“视时”）计时的地方时制，1919年开始采用西方通行的“平太阳时”（简称“平时”）这一世界标准时制，将全国划分为长白、中原、陇蜀、新藏、昆仑五个时区。标准时的推行，就更需要以公共报时的方式提供统一和精确的时间。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公共报时方式的现代化和多样化。

　　近代城市公共报时的方式主要包括鸣炮、在公共场所设立标准钟、广播电台无线电报时、电笛和汽笛等。19世纪晚期，一些城市开始采取鸣炮的方式报时。如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一种“定时炮”，担负公共报时功能。一昼夜24小时之内，共报时3次，分别在黎明、正午和半夜。因正午和半夜皆鸣炮，所以民间又称之为“子午炮”，黎明之炮也被称为“亮炮”。另外，还设有“闭城小铁炮”，20点响第一声，关闭城门左扇；21点响第二声，城门完全关闭。这种鸣炮报时的方式发源于军队，后被北京、南京、济南等不少城市的市政部门采用。即使在一些偏僻的小市镇，也常设有午炮进行报时。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报时方式仍比较常见，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正午12点的午炮报时。

　　20世纪，随着钟表计时的普遍采用，部分城市开始在交通要道、繁华商业区等公共场所设立标准钟。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期间，为提倡爱惜和遵守时间，明确要求各地配备标准钟，以提供标准时间。因此，这一时期很多城市纷纷设置标准钟，形成了一个热潮。不仅政府出面设立，而且不少钟表行、商店和个人也争相出资装设，上海还专门出台了《上海市管理自用标准钟规则》。据统计，1947年，天津市区标准钟的数量达到了33座。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很多公共场所、十字路口、建筑物外墙等，皆设置或悬挂有钟表，西式钟楼也屡见不鲜。青岛等少数城市则每日鸣放电笛，定时为市民报时。一些城市则令工厂用汽笛在规定时间义务鸣笛，为公众报时。

　　综上所述，古代公共报时更多是为控制城市秩序和民众作息时间服务的。近代以来，城市公共报时逐渐脱离了这一目的，展示了“客观”的时间本身，以方便民众据此安排生产和生活，同时也有提倡守时和爱惜时间之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均以北京时间为统一的标准时间，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标准时制的统一。同时，钟表、收音机、电视、手机等日益普及，获知时间越来越容易，公共报时的作用随之日趋弱化。

　　（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夜晚与近代天津社会变迁”（20YZD—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