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人类情感与思想的结晶，其发展总是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生活方式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存在方式，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使人们与文学更加贴近，抑或更加遥远。文学在生活化甚至娱乐化的同时，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厘定。那么，文学在当代生活中究竟占据怎样的位置？文学的根基在何处？日前，本报记者围绕这些问题对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南帆进行了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是您进行理论思考时很重要的一个维度，您如何看待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张力，这对于构成文学的现代性有何意义？
南帆：至少在汉语的语境之中，人们可能在多种意义上使用“历史”一词，种种过往的事情时常被通俗地称之为“历史”。当然，人们所了解的“历史”已经由筛选机制加以处理。那些与现今生活存在某种联系的事情保留了下来，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历史”，还有大量过往的事情被遗忘，沉没于时间的深渊。因此，“历史”这个概念很容易让我们形成一种想象：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联，生生不息，成为一个整体；生活内部隐藏了各种历史发展的因果脉络。
进入这种图景，人们会进一步发现，历史并非均衡和匀速地发展。某些时候，历史相对平静，另一些时候，历史相对激烈和动荡，并显现出某种共同的倾向。这时，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就会从隐约到清晰。现代性的出现大约也是如此。许多思想家已对世界范围的现代性发表了各种意见，多数人认为，晚清是中国现代性开始大规模兴起的时期；也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现代性的源头可追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这里所说的大规模兴起，指的是晚清以来中国与世界复杂的互动带来的现代性。
中国的现代性包含许多内容：民族国家的独立、启蒙与救亡、革命、工业化、改革开放等。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历史运动，几代志士仁人共同参与。他们的工作包括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追求独立自主的现代精神和人格，也包括批判现代性带来的各种弊病。在接受现代性的过程中，众多学科协同行动，同时又有各自的领域、特征与不同的观念。文学显然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学科，历史发生转折的特殊时刻，文学常常扮演先锋的角色，五四新文学运动就是文学卷入现代性的一次自觉行动。
五四新文学运动始于对白话文的倡导，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已经对白话文的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事实上，现代性对文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改造，并且无形地画出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限。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以及传奇、演义、笔记等并未明确地统一归结到“文学”的名义之下，古代汉语里的“文学”一词与现代的“文学”概念存在很大差异。确立以审美为中心的文学功能，延续经世致用的传统，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些文类共同纳入“文学”，都可以视为文学适应现代性的改造。文学的改造也包含与另一些文化门类的分工合作，譬如与新型的大学教育制度联系、与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不同的分工。当然，这种改造同时也遗留了一些未尽事宜，如现代文学如何认识文学的娱乐功能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代的生活方式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文学的生产和存在方式，您如何评价文学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文学存在的根基在何处？
南帆：从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教育体系的设置到新型大众传媒以及电影、电视、互联网带来的新型文化符号，乃至一代独生子女特殊的成长方式，这些方面都对文学的生产和存在方式产生了各种影响。当然，历史上的“文学”始终是一种建构，是每一个历史时期多种文化因素共同构造出来的。一个本质主义的、亘古不变的“文学”只是一种理论的拟想，尽管这种拟想的存在可以形成特定的理论聚焦。
当代生活之中，文学的首要功能是审美。文学之所以没有被当代文化的另一些门类覆盖，独特的审美性质显然是最为重要的竞争依据。审美不是单纯地制造某种愉悦的或者微妙的内心波动。审美对象千姿百态，既包括无标题音乐、抽象画、抒情短诗等“形式感”很强的作品，也包括长篇小说、电视连续剧等“历史感”很强的作品，人们可能产生的心理反应是混杂的、综合的，同时可以根据相应的历史文化给予解释。从文学研究的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到精神分析学派或者符号学派，可以看到解释的不同模式与路径。总之，人们至少要意识到，审美的双重特征共同产生作用：审美是相对独立的，具有另一些学科无法替代的功能与效应；同时，审美不是一个超然的文化特区，按照某种与世无涉的逻辑运行。审美恰恰是以相对独立的姿态进入社会历史，反衬出社会历史的某种缺失。
相对于当代文化的另一些门类，审美的独特性是如何表现的？这时，感性认知的特征将会进入视野。不可否认，迄今为止的理性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科学技术到社会管理，理性主义构成了坚实的基础。现代性的降临与愈来愈普遍的理性主义存在密切联系。尽管如此，人们没有理由遮蔽感性认知的内涵。审美的感性认知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察觉到理性主义忽略或视而不见的内容，甚至成为伟大的历史预言。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之中，人们可以从多方面考察审美的感性认知带来了什么，如主体的建构、启蒙与个体的独立，对现代性带来的异化以及市侩、功利主义的批判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文学的介入十分深入和广泛，不仅进行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具体作品的批评，同时也有散文等形式的创作，其中是否体现了您关于文学的某种核心观念？您如何看待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南帆：迄今为止，“现实主义”仍然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层面理解这个概念，不能简单地认为，现实主义即是客观而透明地再现世界。现实主义包含了一套文学叙事，相对于神话、传奇以及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转向了普通人、底层、小人物、日常生活，力图以审美的方式发现日常生活内部的特殊能量——我的一本书的标题即是《无名的能量》，这是现代性降临之后文学出现的一个转向，与启蒙、革命等存在深刻的联系。真正的历史转折不单表现为一套抽象的理论观念，这些抽象的理论观念来自众多社会成员的言行方式和生活方式，继而潜入普遍的社会心理，形成新型的社会人格。
从经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的飞跃到科层制的社会管理模式，现代性不仅促成一些古老学科的革命性转换，也带动了一批新兴学科的崛起，文学与众多话语体系在同台竞技。我曾用话语光谱的比喻形容这种状况：自然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大众传媒与新闻，众多新型的观念蜂拥而至，众多话语体系组成话语光谱，形成一种异于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现代文学同样在这种环境里生长。许多时候，文学可以表现什么、如何表现，恰恰是在与另一些话语体系的参照之中形成的：现代史学愈来愈成熟，文学与史学的分工也必然愈来愈清晰；新闻愈来愈强大，文学则不得不思考如何承担新闻无法察觉与再现的层面和区域。即使在话语构造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学话语不存在某种本质主义的固定形态，而是进入某种特定的文化结构，根据历史的情势发挥作用。
引入特定的文化结构与历史情势，文学的形态、主题就不再处于静止状态。相对来说，文化结构通常显示出某种稳定性质，倾向于保持既定状态；历史情势则隐含着变异的冲动，倾向于吐故纳新。这一切同时诉诸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文艺理论或者文学批评并非仅仅总结若干所谓的“规律”，将这些“规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而是根据文化结构或历史情势评判各种文艺观念的有效程度，同时形成另一些文艺观念。
必须指出，一些文艺理论的核心概念来自哲学话语，如文以载道、美是绝对精神的感性显现；另一些文学批评的概念、命题则更多来自对文艺作品的考察与概括，如炼字炼句的技法、叙事学对各种角色功能的考察。前者往往讨论文学的哲学意义，表明哲学对文学的期待和要求，后者则更多与具体的艺术经验、阅读经验互动，充当审美的指南。多数时候，作家或读者乐于从文学角度就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进行讨论；然而，当人们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观察和评估文学时，哲学的思考将会带来重大的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报》：不同于一般的理论研究者，您在写作理论文章时也注重文字的文学性，这构成了您理论研究的一个鲜明的特色，您如何看待文学理论的表达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
南帆：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不多，在诸多采访中，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提问。但是，我愿意承认，理论的表述风格的确是我十分注重的一个环节。由于表述风格的差异，我很难与另一些作者合作理论作品。我甚至存在某些莫名其妙的语言偏执，譬如毫无理由地回避某些短语或者助词，等等。注重理论作品文字表达的理由与注重文学作品文字表达的理由是相同的，我就不再提“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一类著名的观点了。我自己曾经使用的一个比喻是：语言并不是一篇文章的服装，而是皮肤与血肉，服装可以任意更换，皮肤与血肉却是主人公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所偏爱的理论表述风格显然与“优美”或者“华丽”无关。事实上，理论语言与理论家的思想方式密切相关。平铺直叙通常符合大部分人的思考，这种高速公路一般的理论语言往往只能抵达众所周知的目的地。长篇大论的思辨如同潜水游泳，严密的逻辑简直不让人换一口气，但是，如果摒除所有的历史事实，逻辑架构的牢固程度却令人生疑。我喜欢的理论语言之中带有一点机智，一些大跨度的切换和衔接可以开启不同凡响的思路，这往往意味着思想的弹性和不同的视角。但是，同时必须对这种理论语言的偏好保持警觉，机智与大跨度的切换恰恰可能出现逻辑的漏洞或者论证的陷阱，必须避免“以辞害意”，无论如何，理论的前提是完整和周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