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政治叙事与传播叙事的相遇，注定了一场盛大的“学术仪式”。当我们尝试勾勒2019年的传播研究图景，“70年”无疑铺设了一种不容回避的“元逻辑”。也正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加之新技术传播“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及其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从“历史意识”中走出来的“反思意识”变得更加清晰，并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学术自觉。2018年曾被视为传播学研究的“反思之年”，学界重新考量实证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呼唤“人”的本质回归。2019年，这一反思被推得更远，既尝试在多维的关联结构中思索学科的发展进路，又立足理论和现实，不断开拓研究视野，把握鲜活的、动态的生命经验。
历史回顾：中国传播学研究70年
回顾和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传播研究图景，成为2019年传播学研究不容忽视的“宏大抱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唐绪军、朱鸿军主编的《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一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史、传播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传媒经济学、网络与新媒体等学科领域的发展脉络、存在问题与未来图景。
新中国70年来的“传播学故事”，一般存在“编年史”和“专题史”两种叙述方式：前者意味着在政治逻辑中确立相应的历史节点，形成既定的“历史时期”，以此铺设传播学发展的叙事框架及其底层语言；后者则以传播学的“领域”或“议题”为研究对象，在时间脉络中寻求一张更大的“历史拼图”。纵观传播学70年研究图景，“专题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叙述思路”。
中国传播学“从零到一”的跨越和发展，离不开西方著作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周蔚华和杨石华对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旅行足迹”进行了考察，认为外文图书的引进加快了新闻传播学知识的传播、积累和创造性转换。由于基本国情和现实语境的特殊性，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必然有其独特的历史演进逻辑。刘海龙在《中国传播学70年：知识、技术与学术网络》中指出，中西方两个版本的“现代化”概念的碰撞，对传播学引入国门具有促进作用，揭示了媒介技术的演进对于中国传播学知识传递和学术交往系统的深刻影响。传播学的学科身份确立，必然伴随着传播理论研究的进程。纵观70年来传播理论的知识地图，理论译介、理论发展、理论批判和理论创新不仅揭示了传播理论研究的历史进程，也揭示了传播理论构成的四种知识形态。
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逐步与世界接轨，这是学者们不断追求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结果。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名词规范化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唐绪军、王怡红、宋小卫主编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规范化研究》系统梳理了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概念术语，通过对概念的起源、内涵及其流变过程进行考证，夯实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概念之基。朱鸿军、苗伟山和孙萍则对70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历程进行回顾，指出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对于提升研究学术价值、推动学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走过70年风风雨雨，中国传播学如何“再出发”，成为历史回顾绕不开的问题。总体看来，中国传播学研究尚未摆脱西方传播学的知识体系，依然保留着强烈的“大众传播的思维模式”，本土理论创新依然前路漫漫。传播学者纷纷指出，大众传播学预先将“媒介”设定为一种功能性的“实体”，将其等同于具体的工具形态，这一媒介观念从认识论层面限定了人们关于“何为媒介”的想象。有鉴于此，在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语境下，传播学研究逐渐转向对旧有的“媒介”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发掘出理解人与社会的新视角和新问题。
观念重审：媒介研究的多维话语
长期以来，我们将媒介视为“器具”。这一固有思维极大地限制了传播学本身的想象力，也限制了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空间。为了开启理解媒介的多维视角，黄旦和孙玮主编出版了“媒介道说”译丛。该译丛共包含6册图书，分别阐释了本雅明、海德格尔、维利里奥、卡斯特、基特勒和齐泽克的媒介议题和思想。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寻媒介的多维意涵及其深层的现实指向和逻辑，进一步拓展了媒介研究的认识路径。戴宇辰立足欧陆媒介社会学理论，将媒介置于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关联系统中加以考察，尝试勾勒出一条“另类的”媒介研究脉络。胡翼青提出，理解媒介对当下社会与文化的“形塑过程”，必须拓展新的媒介研究视野，而“时间—空间转化”“媒介整体关系”和“媒介元资本”等视角则是亟待突破的理论方向。概括来说，传播研究的理论空间，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媒介观念的创新程度，而“中介化”与“媒介化”无疑成为媒介观念延伸的重要“入口”。
当媒介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拓展，技术、空间、身体、记忆、图像等问题便获得了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媒介向度”。孙玮指出，传播与建筑在移动网络时代产生了一种新的连接，这种新型连接正在构筑“城市新时空”。在人机交互逐渐成为现实的情况下，林升梁、谭雪芳等学者以身体为切入视角，思考人类遭遇技术之后所具备的突破自身的潜能，探寻“传播与人类存在的根本性关联”。在媒介技术对身体的持续影响下，人类记忆的运行机制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赵静蓉指出，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正在形成自身的“记忆逻辑”。陈力丹的研究发现，由于对搜索引擎的依赖，个体逐渐习惯了从“主动记忆”向“随意搜索”的转变，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碎片化的记忆实践。媒介和身体的连接还冲击着人们的感官系统，其结果就是视觉逻辑逐渐主导了人类的认知模式，图像维度上的政治话语研究成为可能。王超群通过对新媒体图像事件的研究，发现舆论动员的基本策略是情感话语的激活和“文化意象”的生产。陈卫星重新审视红色影像、革命漫画等“旧媒体”的话语实践，认为图像叙事的本质体现为一种通往家国情怀、社会激情和革命理念的视觉修辞学。
长期以来，声音及其听觉逻辑往往被置于视觉逻辑主导的认知系统中，其结果就是视觉性压制了听觉实践，视觉传播束缚了声音研究或听觉传播研究。为了打开传播研究的听觉想象力，季凌霄将声音的环境特性、空间特性以及它与感官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考察范围。当声音被置于既定的历史逻辑中加以考察，“声音的政治”便成为理解媒介与社会的新的认识视角。声音的“出场”总是对应着一种权力关系，也常伴随着一套隐性的政治逻辑。潘祥辉着眼于“广播下乡”这一政治决策，指出“声音”与“倾听”深刻地改写了中国乡村的治理实践。郭小平梳理了中国声音政治的发展历史，认为声音政治经历了从革命视角、国家视角到平民视角、娱乐视角以及美学视角的融合与演变。
必须承认，作为“新技术”和“新观念”的媒介同时改变着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知识体系。如何理解传播研究中的“技术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传播学的问题域和方法论，成为2019年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喻国明、陈昌凤、彭兰等学者指出，5G和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新闻传播学科的知识体系可能发生总体性的重构。与此同时，智能媒介正在引发认识层面的伦理困境，原有理论模式的解释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现实聚焦：新媒体与本土实践考察
2019年是中国接入互联网的第25年。在互联网与中国现实的交融过程中，传播学研究开拓了哪些新颖的中国议题？形成了哪些有力的中国解释？促成了哪些独特的中国实践？这都是2019年传播学研究尝试回答的重要问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群体传播、健康传播、情感问题、乡村传播等方面，探讨新媒体与日常生活的嵌入方式、互动结构及其影响。
如何认识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深层影响？学者主要聚焦不同的社会群体，重点考察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配置方式。王璇和李磊试图发掘社交网络游戏对大学生群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庄曦等聚焦滴滴司机所组建的微信群，发现司机群体能够借助微信群获取社会支持。
新媒体不仅革新了人们的连接方式，也改变着健康话语的生产、呈现和传播机制。李凤萍、潘曙雅、邱月玲等学者从传播效果出发，指出互联网对患病群体获取健康知识、实现互帮互助具有重要作用。周懿瑾等将社会意义作为研究重点，立足国家推进“互联网+医疗”战略背景，向人们展示了线上医疗口碑对推广在线诊疗服务起到的重要作用。苏春艳和吴玥以社交网络为研究背景，详细考察了患病行为和网络社交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通过在社交网络对疾病体验进行分享，患者们能够形成某种情感的触发机制，帮助他们缓解病痛。
近年来，“情感问题”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而公共舆论中的情感表达和情感劳动更是新媒体研究的重要议题。郭小安和杜忠锋发现，情感在新媒体舆论场域中具备一种“隐性功能”，也就是作为一种情感资源参与社会动员过程。袁光锋和吴飞认为，“共情”是电子媒介时代的公共交往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而关于“情感劳动”的问题，不同于西方学者对于“情感异化”的担忧，胡鹏辉、余富强、林磊、冯应谦、冯剑侠等学者的研究结果更为乐观。他们通过对网络主播、网络文学等的情感劳动分析，指出数字媒介空间中的情感劳动并不必然导致主体的异化，反而是一种自主性生产能够帮助劳动主体实现自我满足。
作为有着独特社会性质和运作逻辑的地缘话语形式，乡村研究成为当前传播研究的代表性本土议题。首先，乡村空间所具有的独特结构特征和实践形式，成为本土传播模式生成的重要考察空间。郭建斌通过对西南乡村流动电影的田野考察，提炼出了“在场”这一源于特定中国经验的概念，并指出其具有传播理论创新的认识论意义。其次，经典的传播理论一旦遭遇“乡村问题”，往往酝酿着新的解释模式。当微信进入乡村家庭，“文化反哺”现象是否依旧存在？洪杰文和李欣的研究发现，在面对面交流所主导的乡村传播结构中，微信技术可以增强传播效率，但不一定能促进人际关系向善发展。再次，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乡村振兴既是一种政治实践，也酝酿着可能的本土议题及其理论视野。赵月枝的“数字乡村”研究发现，当“乡村”和“数字化”两个概念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实践维度上的“结合”实际冲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有助于知识界建立“文化自觉”。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