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的“印刷出版与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郭沫若纪念馆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的中青年学者参加会议。时值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100周年，会议从印刷出版视域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作百年回顾，在文学史和出版史的互动勾连中推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与印刷出版史研究的再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分别致开幕词。刘跃进从古典文学和文献学的研究经验出发，在历史纵深中梳理印刷出版技术的三次重大革命及其对中国文化进程产生的影响。于殿利以出版者的身份与视角切入书籍出版史、传播史等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呈现出印刷出版与文学生产研究的张力与宏阔前景。

　　会议举行了五场专题讨论会，议题自近代文学与文化延伸至当下网络文学的出版与传播，构成近代、现代与当代的多重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稀方作了题为“近代传教士的翻译与印刷出版”的发言，细致梳理了马礼逊、米怜、麦都思、伟烈亚力等来华传教士的印刷出版活动及其创生出的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场合，并对德鲁兹和瓜塔利的“再疆界化”范畴进行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思清的发言“早期商务印书馆与上海地区的传教士出版——以《教务杂志》为中心”，通过爬梳上海地区传教士出版的系统与流变，阐明商务崛起与传教士近百年文教经营之关系。同样关注近代出版业的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李霞，她以商务印书馆为例，探讨近代出版业与公共领域中的知识生产。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丽华通过对鲁迅《随感录》北新书局《热风》本和《新青年》刊本之间7处异文的校读，以及对《热风》在北新书局出版过程的考订，展示了印刷文化如何深刻参与现代文本的书写。她认为，将文本校勘视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或可为中国现代文本文献学开辟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地。同样关注鲁迅出版研究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芳，她在“鲁迅出版史研究回顾”发言中考察了鲁迅出版研究在不同时段的范式转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何旻则以《呐喊》出版始末为中心，探究新书业肇始与再造的新文学之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博的发言“新月书店考”对新月书店出版、运营等诸多方面作了翔实缜密的辑考。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侯杰将《东方杂志》置于“文化运动之第二步”的历史进程中，考量《东方杂志》在1920—1948年间的文学翻译。天津师范大学朱建国讨论了韩侍桁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译介与出版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凯作了题为“活在社会中的作品——《李双双》的改编与版本”的发言，内容涉及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出版的难题、《李双双》的版本及改编等方面，提出了当代作品的特殊形态：作品链、活在社会中的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哲的发言“《家》的再版与1950年代的巴金热”和郭沫若纪念馆李斌的发言“‘统一战线’作用下的郭沫若《洪波曲》的出版周折”，均展现了文学出版与当代文化政治的复杂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汤俏所作发言“融媒体视域下网络文学的出版与传播”，立足当下时代语境，透彻探析了网络文学出版的历史沿革、特殊性及其海外传播等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李频呼吁建立系统、深入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专门史学科。他认为，以问题为导向的解释性研究是较好的文学出版史研究方向，要大力建构文学出版史中的“中层”（中观）概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