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方法”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实验性方法”指的是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然而，学界对RCT的质疑和批评一直存在。那么，RCT的基本概念是什么？RCT是如何流行起来的？RCT有哪些优缺点？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有关学者。

　　RCT风靡全球

　　随机控制实验是一种旨在检测某项干预措施有效性的方法，常用于医药学研究。近年来，该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也在增加。RCT的核心思路是将受试者随机分为两组或多组，对实验组施加干预，对控制组给予安慰剂或不施加任何干预，然后对比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反应。

　　据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迈特里什·加塔克（Maitreesh Ghatak）和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肖恩·姆丰扎·穆勒（Seán Mfundza Muller）介绍，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开始采用RCT等实验方法，考察教育、住房、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社会政策的效果；80年代末，克雷默在访问肯尼亚期间，产生了将RCT应用于发展研究的想法，并在随后的20年里与巴纳吉、迪弗洛等人在一系列实地研究中证明了RCT是发展经济学及相关领域的一个有力研究工具。目前，经济学研究中的RCT多用于评估中低收入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

　　在美国新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桑杰·G.雷迪（Sanjay G. Reddy）看来，RCT在经济学界越来越受“重用”，有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原因。从内部来讲，经济学家在评估发展项目时，一直受困于一个问题，即处境得到改善的人通常也是具有更强动机或某种有利条件来充分利用这些项目的人，因此难以确定究竟是动机或有利条件在起作用，还是干预措施本身有效。RCT受试者的起始条件高度相似，这就便于判断不同的实验结果是否源于接受或未接受干预。从外部来讲，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多国经历了结构性政策调整，随之而来的财政紧缩和市场导向的改革，令许多人对公共政策改变经济命运的能力失去信心。人们同时还开始质疑经济增长停滞局面下国际援助的效力。在此背景下，人们探索发展政策有效性的兴趣开始提升。有学者认为，在政府以及各类公共和私人部门机构的充分支持下，成功的小规模干预措施可以被扩大。

　　在内外部力量的共同推动下，RCT“风靡”全球。一些援助机构和政府部门格外偏好资助经RCT证实有效的干预措施，甚至认为只有资助经RCT证明具有高影响力的干预措施才是明智的。发达国家也开始大规模运用RCT方法。例如，美国纽约市的一项RCT显示，在该市严重贫困社区，以小型公立高中代替学业表现较差的大型公立高中，可以在运营成本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将高中毕业率提高4%—10%。

　　RCT并不完美

　　虽然RCT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发展援助机构的广泛欢迎，亦被媒体认为有望为减贫事业带来革命性进展，但是经济学界对RCT并非一致推崇，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指出，RCT远非“金律”（gold standard）。

　　雷迪、穆勒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凯文·布莱恩（Kevin Bryan）都表示，RCT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并不高于其他研究方法，同样的干预措施在不同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下，未必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在政府公信力较高的国家，公共健康信息对公众健康行为的影响可能比在政府公信力较低的国家明显；在社会保障体系或有关家庭成员之间如何分配收入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同一种劳动力市场政策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并不相同。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规模和溢出效应。RCT通常由科研人员及与其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共同开展，由政府扩大实施后，情况则有可能变得复杂。大规模政策会吸引政治家和选民的注意，有可能使激励因素、公共物品供应、政治问责等方面的情况发生改变；收效良好的非政府组织试点项目被作为大规模政策推广后，也许会受到公共部门繁复的行政管理流程的制约。

　　RCT的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也是受到质疑的一个方面。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 Heckman）等人研究发现，设置干预本身就可能影响结果，因为干预措施的出现可能引发受试者及相关人员的不同反应。另外，RCT衡量的是某项干预措施在所有受试者中的平均效果，通常无法反映受试者内部的效果差别。然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了解不同人对干预措施的反应通常是必要的。而且，即使在同一环境下，人的学习行为也可能导致干预措施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有学者还对RCT涉及的伦理问题感到担忧，特别是RCT在实际操作中能否遵循知情同意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在涉及向弱势群体分配关键资源的RCT中非常重要，随机提供或不提供某种资源，可能给脆弱人群造成意外损害，甚至引起社会不稳定。

　　重视研究方法多样化

　　加塔克表示，学界不能忽视对RCT的合理质疑和批评，但应认可“RCT运动”创建了一个共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它促使人们去了解自己究竟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让人们对可选方案的成本和收益进行量化和对比；在政策制定和执行高度集中化的国家，这一点格外重要。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艾哈迈德·穆什菲克·穆巴拉克（Ahmed Mushfiq Mobarak）和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助理教授C.奥斯汀·戴维斯（C. Austin Davis）谈到，考虑到RCT的固定成本很高，经济学家可将RCT收集的数据与其他理论模型、统计模型结合起来，以提高其作为政策参考的可靠性；还可通过多地点实验，来提高研究效率和证据的完整性、连贯性，并观察相似的干预措施在不同环境下或不同周期内的效果会如何变化。“RCT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发展经济学领域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经济学家有责任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行更多创新，以提高RCT的严谨性，解决RCT存在的问题。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发展研究所教授库纳尔·森（Kunal Sen）说，巴纳吉、迪弗洛、克雷默的研究为发展经济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该领域曾高度依赖二手数据，“RCT运动”使一手数据收集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关键组成部分。不过，RCT只是许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未必适用于所有问题。经济学界日益凸显的一个危险就是，研究问题被研究方法支配。RCT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这的确可喜可贺，但同时经济学界应继续支持研究方法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