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9年是中国具有重要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年，它既是中国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一个百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更是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再出发的新起点。站在重要的历史关口，回望2019年中国新闻学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传播业务研究全面展开，呈现出生机盎然的创新发展态势。

　　2019年是中国具有重要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年，它既是中国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一个百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更是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再出发的新起点。站在重要的历史关口，回望2019年中国新闻学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传播业务研究全面展开，呈现出生机盎然的创新发展态势。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向纵深推进

　　以新中国成立70年为契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向历史纵深迈进，从多个角度勾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知识图谱，体系更加饱满，内涵更加丰富，指向更加清晰。学者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回顾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70年的发展历程，评述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范式类型和问题不足。童兵从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丁柏铨从新闻理论研究主题演变的角度，张涛甫从语境化的理论谱系发展角度，分别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进行了概括与呈现。周俊则从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汇编、教材、论文和著作四种研究形式方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知识是如何形成与发展，并与政治情境互动的。有些学者着眼现实，反思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未来发展的路径。程曼丽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列宁主义，阐述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化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郑保卫等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1982年曾以内部读物形式出版，时隔37年后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以年表形式介绍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报刊活动与新闻出版观点的书，填补了我国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和马列著作出版的空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新成果。学界发表了大量论文，研究内容也有所拓展，深度不断加强。尤其是关于人民性的再阐释，学界不再单纯停留在文本解读上，而是表现出更加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更加深入的学术思考。雷跃捷等从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人民至上”的主体意识、治国理政的时代要求和“四个自信”的精神气质四个方面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特征。张垒等总结概括了新形势下论述包含的新观点新要求、提出的新命题新概念，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论述构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全球价值。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编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新闻观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言简意赅的专题性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训和学术论坛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

　　学术体系构建日益成熟

　　新闻学界加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加强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及其走向世界的高度自觉和深厚关切。

　　童兵等人撰文认为，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史，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可谓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博弈”。其中，对“新闻无学”的认知和论争始终贯穿于百年学科史的发展历程中，要努力辨识新闻学的理论谱系，不断深化对日渐显示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显学”地位的新闻学的认识。李海波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索期和体系建立期，其立论基础、学理源流、价值规范、话语体系、实践命题等基本理论问题仍缺少整体性的探究，认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目标格局，在于探索并形成一套兼有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为现代新闻学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中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组织编写的《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是国内首部全面梳理、总结和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闻学与传播学各研究领域发展历程、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和未来图景的著作，以期为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贡献一份力量。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陆绍阳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十年》更是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新闻传播学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

　　新闻传播史研究

　　周年性反思特征明显

　　2019年新闻传播史研究涌现出大量周年性回顾与反思的文献。新闻传播对100年前五四运动爆发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吴廷俊从报道与评论两个方面检索天津《大公报》对五四运动的呈现。天津《大公报》充分运用媒体优势，在运动爆发前，再三警示，在运动爆发后，跟踪报道，在报纸版面上翔实而完整地记载了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而在评论方面，天津《大公报》则全面彰显出爱国、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艾红红等人则以北京、天津、上海的代表性报刊为研究对象，再现了1919年三城报刊叙事中的五四运动图景。而吴果中从图像生产及主体呈现的角度、冯剑侠从情感动员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新中国70年，亦是新闻事业及其研究发展的70年。范军主编的《新中国新闻出版业70年》通过新中国70年来的图书出版业、报业、期刊出版业、新闻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等15个方面，客观真实记录了新中国新闻出版业7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新闻出版业70年的伟大实践，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新闻出版业7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周蔚华等人撰文认为，70年来我国引进的上千种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传播、知识积累的一个重要资源，并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知识生产和创造性转换产生了巨大影响。张晓锋等通过语义网分析方法,梳理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关注焦点，勾勒出史学研究波澜壮阔的鲜活图景。邓绍根研究认为，新中国70年是百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历经四个阶段，即曲折前行（1949—1977）、恢复展开(1978—1999)、反思创新（2000—2012）和繁荣发展（2013年至今）等。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巨大，既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者砥砺前行、开拓创新的70年，也是新闻传播史研究受国家重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力度最大、涌现成果最多、社会反响最好的70年。

　　互联网技术改革

　　引发新闻业务的创新研究

　　2019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前身阿帕网）。互联网50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全球性史诗，是一场席卷全球所有国家的人类新文明浪潮。中国自1994年接入互联网25年以来，互联网已经给中国新闻传播业带来了深刻革命。方兴东认为，一部互联网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创新史，是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层面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联动过程，最终形成一部网络时代的人类文明进化史；互联网的历史体现了自由开放、去中心化和用户驱动等趋势。吴世文和杨国斌认为，网民的网络自传是研究互联网历史的路径之一，并对224份网络自传进行了研究。

　　5G、区块链技术等互联网技术对新闻业务产生了深层次影响，已成为2019年新闻学界和业界研究的重点问题。5G方面，主要关注的是5G技术给传媒业带来的革命性颠覆，刘建明认为，沉浸式视频新闻成为网媒的主宰；喻国明认为，传统媒体应在5G时代把握好机会，做好对用户的精细化管理工作，强化开放协同发展中的定位与合作意识，找寻价值创造的“节点”与维度；匡文波认为在5G时代，必须占领手机终端，否则一切新闻传播效果亦为零。蔡雯和翁之颢则对5G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给出了具体策略；张新新对5G技术引入新闻出版业进行了展望。区块链技术方面，喻国明和冯菲提出，人们的信息传播与接收最终形成“分散—聚合”模式；郭恩强等人认为，区块链技术为机构媒体新闻生产的透明性重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县级媒体融合被视为媒介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陈力丹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建设全媒体”思路，展望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的媒体境界。陈国权对东中西部23个县的媒体进行调研后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最需要的是顶层设计角度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资金、人才、机构改革政策；李彪总结了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四种模式，并对关键环节和路径选择进行了分析。全媒体建设方面，沈正斌对“四全媒体”框架下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的重构进行了分析；窦锋昌和刘海贵研究了传统媒体搭建全媒体平台的三种创新模式，即“维持性创新”“破坏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19ZDA3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