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独特的乡村抗战动员模式，充分实现了动员的目的，有效拓宽了抗战精神的内涵。随着媒介技术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今天社会动员的手段、方式、路径已与延安时期大为迥异，但延安抗战社会动员的优良传统并未过时。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图谱上，“延安道路”作为特定的称谓，已经演变为一种符号与象征，吸引着中外学者探秘与解码。抗战时期，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心与命令枢纽，巍巍宝塔与汤汤延水升腾为全国人民抗战精神的象征，为革命圣地延安增添了永放光芒的红色基因。今天，解码和继承这些红色基因，能够为国家治理和民族复兴提供方略与智慧。

　　延安抗战社会动员的时空背景

　　抗战时期，延安民众文化水平低。延安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土地贫瘠，沟壑纵横，梁峁交错。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描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前的状况：“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

　　正确的动员方式是社会运动成功的关键。党的宣传机构在社会动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陈毅赋诗云：“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的清凉山是红色的“新闻山”，山上曾经设有新华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机构。1939年陆定一在《目前宣传工作的四个问题》中指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发动民众参战热忱和生产热忱的一个重要武器。

　　延安抗战社会动员的体系建设

　　在多年的延安抗战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成熟的抗战社会动员体系，有力地保障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一，党在战略上高度重视社会动员工作。党深刻认识到要实现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必须要有效地进行民众动员。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1937年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到，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939年《中央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中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成为我们党的武器，实现的方法应依各地不同的情况加以区别。1941年，《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提出，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第二，社会动员的目标设计具有党性的底色和弹性。党的抗战社会动员总目标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个目标实现了爱国与建国的统一，坚持了抗战、团结、进步三位一体的方针。1940年2月12日，《中央、军委关于在新地区发表布告或宣言传单内容的指示》要求，唤起民众一致抗日。1941年1月18日，《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强调，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等，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1941年3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估计到敌军士兵的觉悟程度，不要提出过高的口号，不要把最高的政治任务与具体的宣传任务混为一谈；对日本士兵而言，激发他们的思家思乡情绪、厌战的情绪等；对伪军伪政权的主要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帮助日本人来压迫中国人等。

　　第三，建立起全党办报和全民参与的动员体制。列宁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里说：“我们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在学校教育方面，建立广泛的小学网，推行识字小组、夜校、半日校、冬学运动等。在社会教育方面，建立民革室（民族革命室）、救亡室、俱乐部等。各俱乐部有报纸一份，每周至少读书报一次，1944年边区就有1万多群众加入读报组。

　　第四，充分发挥典型报道的特色动员作用。边区党政军在大生产运动中树立了吴满有、赵占魁、杨朝臣、郭凤英等典型，特别是在南泥湾实现生产自给的八路军359旅。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等在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的电报中指出，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的消息，并配发《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据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出现的模范人物多达600名以上，有关南泥湾和南区合作社的新闻报道达40余条。1943年冬，召开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表彰了有关先进人员。

　　第五，在对外传播中善于讲述延安故事。中国共产党积极寻求外国记者到延安进行采访报道，精心讲述延安故事，传递延安声音。在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中指出，由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和封锁政策，把边区封锁得像铁桶似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坦诚的姿态迎接到访的外国记者，对于外国记者的提问，不设禁区，敢于回答，善于讲叙中国革命的核心元素，力争破除外国记者的错误认识，成效显著。

　　第六，建立有效的“在地”动员的媒介形态。在延安的抗战社会动员上，党因地制宜地使用版画、戏剧、歌曲等形式，同时也创造性地使用电影、广播等新兴媒体。1940年开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称为“茫茫黑夜中的灯塔”，成为永不消逝的电波。1938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拍摄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3年春节，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放映，边区军民称之为《南泥湾》。在延安电影团的推动下，免费观看电影成为延安民众的一大享受。延安版画家以刻刀为武器，创作了大量抗战版画作品。1939年3月，“鲁艺木刻工作团”成立，曾去吕梁山、太行山敌后根据地及八路军所在地举办木刻展览。1940年4月，“鲁艺木刻研究班”成立，主要活动是宣传全民抗战方针，曾举办“延安首届木刻展览会”。1943年4月25日，胡乔木在《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中指出，鲁艺的木刻以及许多美术工作者的街头画，都收到了很大的教育效果。在歌曲方面，如《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铿锵战歌曾经响彻延安。此外，新秧歌《兄妹开荒》《组织起来》等都产生了良好的动员效果。

　　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社会动员目标固守根本，因时而变，甚至一事一策，达到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有机统一、局部目标和整体目标的融会贯通，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完成了舆论准备工作。中国共产党秉持辩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中的独立自主，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激发民族国家意识，屡次提到不全面抗日就亡国亡种。同时不忘灌输阶级意识，通过唤醒人民的阶级意识，激活身份的边界，打破宿命的看法，争取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延安独特的乡村抗战动员模式，充分实现了动员的目的，有效拓宽了抗战精神的内涵。随着媒介技术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今天社会动员的手段、方式、路径已与延安时期大为迥异，但延安抗战社会动员的优良传统并未过时。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中国人民将会创造更加伟大的辉煌，抗战社会动员的红色基因将会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充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媒体的社会动员研究”（15BXW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