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涂尔干的思想是19世纪后期法国（西欧）社会转型深度危机的产物。18世纪中叶以降的欧洲社会，经过数百年商业复兴与海外殖民的积累，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爆发了产业革命、思想启蒙、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这一系列革命与改革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传统的封建—教会体制，资本的肆意扩张、政治权威的衰落与道德价值的紊乱等“集体疾病”接踵而至。到涂尔干的时代，土崩瓦解的旧制度与尚在孕育的新社会的焦灼状态形成了一幅独特的转型全景乱象。欧美世界这场在规模、深度、烈度方面都前所未有的转型在思想界引发了持久的惊愕与回响，催生了各种人物流派与诊断方案。涂尔干的道德科学与道德社会重建思想正是其中的“显学”之一。

　　转型危机诊断催生道德科学研究

　　按涂尔干的观点，19世纪西欧社会严重的道德与法律失范状态是转型期的“病症”。在这个“旧式的诸神都已经老去或死了，而其他的神又没有降生”的道德间隙期（moral hiatus），传统的“教会—庄园”社会在政治经济革命中土崩瓦解，而以分工交换为基础的新社会形态还在地平线上；社会尚未形成与深度分工的经济功能相匹配的道德体系，市民社会的“合作道德”、政治国家的民主建设与社情民风的培育都还处在一种极为不健全的状态。这是19世纪的西欧社会特别是经济领域极度悲惨的根源。涂尔干写到：“古老的理想与能体现这些理想的神祇正在消亡，因为它们不能满足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渴望，用来引导我们生活的新理想尚未出现。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一个道德冷漠的时期，这种道德冷漠揭示了各种悲惨的现象，我们痛苦地目睹了这些现象并为之焦虑。”

　　较之19世纪五花八门的复古思潮、空想设计与革命学说，涂尔干更多继承了实证主义的学术源流，以一种自然科学（道德物理学）的视角审视社会问题。按《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的观点，社会世界有着“自成一体”（sui geneis）的运行法则，道德科学的任务是通过比较历史学、比较民族志与比较统计学等“实证科学的方法来讨论道德生活的诸种事实”，以社会史的视角呈现国家等重要道德要素的形成原因、生产机制与演变轨迹，借助“统计学”等方法阐释具体规范支配人们心智的社会学机制，勾勒每个社会独特的道德结构及相互间的社会史亲缘关系，据此探索作为道德生命体的社会在新历史条件下的自我持存方式，以作为现代道德社会重建的科学依据。这是涂尔干道德科学的精义。为此，他制定了一项宏伟的研究计划，并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年鉴学派”）对宗教、国家等“社会事实”开展研究。在涂尔干那里，这些看似无关的研究其实有相同的目的，如其所言，社会不是纯粹的抽象或理想，而是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器官与社会事实的积累，即便革命也不可能把社会夷为平地。因此，要想了解欧洲各国政治、经济、道德的未来形态，就必须研究以往的制度和实践活动，寻找其演进轨迹及导致变革的主要因素，据此辨析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存在形式，这是解决转型期欧洲危机的必由之路。

　　道德科学为现代社会构建新形式

　　社会大转型必然涉及社会总体及各领域的道德心理与组织结构的重塑，更涉及社会各维度之间的契合问题。按照《圣西门与社会主义》等著作的最初设想，重建工程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改变世俗制度与规范，使它们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保持一致；（2）重塑共同的观念体系（ideology），作为这些制度的道德基础。可以说，《社会学教程：民风与权利的物理学》与《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等著作正是沿着这一设想具体而微展开的，并为之提供了更为深厚的学理支撑。

　　其中，涂尔干明确指出“社会与宗教的本质是同一的”，社会必然要采取宗教生活的一般形式，即“一个围绕圣物形成的信仰与礼仪（practice）的统一系统”，其内容与形式则因时而变，他的道德科学的研究正是试图为现代社会构建一种合宜的宗教形式。通过对人格、契约、职业团体、国家等要素的社会史研究，涂尔干认为，以普遍的人的价值、尊严与权利（道德个人主义）为教义的人文宗教将成为新社会的宗教形式；这种集体理想将弥漫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等各个领域，成为有限财产观、正义契约、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等“次级神圣存在”的原则与限度，它们共同形成层叠交错、互为犄角、相互契合的道德力学结构，并创制相匹配的礼仪以彰显、维护与再生产道德个人主义的集体理想。

　　作为西学东渐源流之一的涂尔干思想

　　184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史是一部转型的历史。传统中国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西潮东靡、西制东植”的压迫下被迫跌入西方创制的世界新秩序，开启了一场人心秩序与社会体统的重构历程。在这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这个试图创制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乃至为列国效法的体制的国家应自觉认识到，世界的新文化与新秩序并不是单个国家或文明的事或“非此即彼”的抉择，而是世界的总体问题：谁能融合中西文明精华创制新价值理念与社会体制，谁就能占据未来世界的高峰。如罗荣渠先生所言，中国现代化越是往前，就越迫切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西文明各自的历史传统与长短处，找到双方的契合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应超越当下的历史阈限，以一种总体的近代史观检讨过去200年的转型，梳理各阶段的道路选择、缘由得失与继替关系，特别是剖析每一种曾经影响、正在影响中国的西方学说，探索其与转型中国的契合点，以勾勒理想新中华的图景。这是当下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与当代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作为法国大革命道德遗产的继承者、圣西门与马克思等思想家的评论者，涂尔干通过其独特的“道德科学”的研究方法，糅合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传统与个人主义思潮，勾勒了一幅以道德个人主义集体意识、有限产权—正义契约的经济社会、“职业团体—政治国家”的复合政治形态为主要要素的转型图景。涂尔干的研究方法与“涂尔干主义式”的转型方案，不仅对20世纪的欧美世界特别是二战之后的西方社会重建影响深远，而且如陈涛先生所言，涂尔干“对国内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质影响或许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西方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的先贤吴文藻先生曾一度说过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是“当代唯一的科学的社会学体系”，其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可见一斑，极有必要对其影响进行梳理。

　　（本文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重点课题“涂尔干宗教思想研究”（2019XZD005）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