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事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半个多世纪，为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请您谈谈相关的学术经历。

　　刘一曼：我的学术经历比较简单，1962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以后，我与刘金山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现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生，学制四年，导师是徐旭生先生。徐先生当时社会活动比较多，又有科研任务，没有时间给我们讲课。他就布置我们读一些古文献，如《左传》等。毕业以后，我留在考古研究所工作。

　　1972年，只有安阳、洛阳和西安在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我当时主动要求到安阳，希望到田野去锻炼自己。1972年我到安阳，1973年参加小屯南地发掘，收获甚丰，出土5000多片刻辞甲骨。后来我们将这些甲骨运到北京，成立甲骨整理小组进行整理。1975年到1980年出了两册书，1983年又出了三册，出全了五册《小屯南地甲骨》。1983年以后，我回安阳继续发掘，1991年又发现一批甲骨，这就是著名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后来我与曹定云共同整理这坑甲骨，到2003年，出版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六册），从发掘到出书，历经13年。此后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从事甲骨文的整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原本从事考古工作，后来为什么将主要精力转向甲骨文研究？

　　刘一曼：这就是一个机遇吧。我们学的是田野考古，在安阳从事的也是田野发掘。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农民在小屯南地村边取土，发现了几片有字的甲骨，报告给我们。所以，考古研究所决定在小屯村南挖掘，当时我32岁，参加了发掘。那一年的发掘，在123个灰坑（窖穴）里，有59个出土了有字甲骨。也算是有运气，我发掘的24号坑出土甲骨最多，有1300多片，其中有字的甲骨1251片。当时我也不太懂甲骨文，因为我们在大学时古文字课上得很少。我发掘出这些甲骨文后，就被这些古代的文字吸引了，产生了兴趣。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工作站在农村，经常停电，晚上我们就在煤油灯下一片一片地仔细观察这些甲骨，并进行临摹。我们拿一张薄纸放在甲骨下面，先画出它的轮廓，如果上面有字，就按照字所在的位置，照着描在薄纸上。描完的字，有很多当时我并不认识，考古队里有一些书，像《甲骨文编》、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等。我们就查这些书， 慢慢学，以此为契机，逐渐认识甲骨文了。

　　当然，如果以后不继续整理，我也不一定研究甲骨文。后来这批甲骨都运回考古研究所了，当时历史研究所胡厚宣先生在编辑《甲骨文合集》，他想把这批新出土的甲骨也收进去。因为是自己亲手发掘的东西，我们希望自己整理，夏鼐所长也很支持，让我们成立一个甲骨文整理小组来整理这些甲骨。通过学习、整理、出书，我逐渐对甲骨文的内容有所了解，就更喜欢甲骨文了，这样就走上了甲骨文研究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甲骨文研究有何成果？研究方法有什么特色？

　　刘一曼：因为我是学考古的，我主要走了一条考古人研究甲骨文的道路。过去很多学中文或历史的学者往往着重考释文字，引经据典地从文字本身解读，如某个字，它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分别是什么样，它的意义怎么样，从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方面研究。因为我们是学考古的，缺乏这方面的训练，但我们的优势是有科学考古出土的实物，有出土这些甲骨文的载体和遗迹状况，便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文字，研究甲骨的分期断代。《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的章节就是这样安排的。书中第4章有80多个象形字、会意字。因为商代人造字，特别是象形字、会意字，是根据当时现实生活存在的事物的特征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遗迹、遗物来更好地理解这些字的构形和意义。例如我们在花园庄东地发现一个新字，是一个圆圈、周边有三道短斜线，这是个什么字？不好解释。在殷墟发掘的商墓中出土过几件特殊的玉璧，妇好墓也出过一件，近圆形，边缘有三组齿形突出，中心有圆孔，和这个字非常像，我们结合卜辞内容，将这个字释为“璧”，认为它是牙形璧的写照。这种看法，得到甲骨学界的认同。

　　甲骨文记录一些祭祀方法，如伐祭、燎祭等是怎么样的？我们通过发掘遗址，在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坑就发现很多被砍下的人头，还有单埋人头的坑，这就是伐祭的遗迹；有些祭祀坑里有烧过的小米、麻布、器物，这就是燎祭的痕迹；还有一些肢解的痕迹。通过这些就可以很好地理解甲骨文记录的祭祀方法。利用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研究甲骨文字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当时人们造这些字的意义，这种方法也是别开生面的。

　　关于甲骨文分期断代，是甲骨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学术界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和某些学者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往往先按照字体排出类型，再分期断代。我们认为应该以考古学的地层关系为基础，因为甲骨也是一种埋藏于地下的文物，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我们就要了解它埋藏的文化层，如果在最底下，它的时代就早，如果是压在这一层上的，它就是晚一点的。另外，甲骨文往往埋在窖穴里，窖穴有同出的器物，比如陶器，陶器器形变化比较快，青铜器变化慢一点，考古学一般把陶器形制的变化作为断代的一项重要标准。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地层关系、同出器物来判断这坑甲骨是早还是晚。

　　例如，殷墟考古工作者将殷墟文化分成四期，每期陶器的形制都有些差异，我们根据每个发掘单位的地层关系和陶器形制对它进行分期。如果这个坑是武丁时期的，埋的甲骨必定是武丁时期或比武丁稍早的，它不可能是帝乙、帝辛时期的，也不可能是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的。当然晚期的坑也可能有早期、中期的遗存，但是早期的坑必定没有晚期的遗物。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探索武丁以前的甲骨，首先从地层关系、同出陶器找到比武丁更早的坑，然后分析坑内出的甲骨文字，分析它的内容，找出比武丁早的甲骨。根据地层关系结合卜辞的内容，进行多种因素分析，这样分期断代才有意义。2020年，历史研究所的常玉芝出版了一本《殷墟甲骨断代标准评议》的专著，对100多年来殷墟甲骨断代研究的历史作了细致的整理，她认为先用字体分类再断代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特别强调考古地层学在甲骨断代研究中的至关重要作用。

　　我们从事甲骨文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相关的考古资料，如甲骨文或商代金文车字的形体。我们通过所发掘出土的车马坑内马车的残迹与甲骨文、金文的车字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就能更好地理解车字的结构。另外，也可以反过来用甲骨文来研究遗址的分期与年代。如郑振香老师发掘的著名的妇好墓，出土的1928件文物中青铜器有400多件，其中礼器200多件。关于此墓的年代，学界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有些形制时代偏晚，例如出土的司母辛鼎与早年出土的司母戊鼎形制相近。因为于省吾曾经考证过司母戊鼎是文丁时期的，且甲骨文第一期即武丁时期和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都有妇好的名字。因此一些著名的考古学者就认为妇好墓的时代应是武乙、文丁时期的。

　　另一种看法认为，尽管在两个不同时期的甲骨文中都出现了妇好名字，可能是异代同名。这类甲骨有200多片，应该对这些甲骨卜辞的时代和内容进行探讨。经过排比分析，这些学者认为卜辞中记载的妇好曾领兵打仗，主持祭祀、占卜生育等许多活动，表明她与武丁关系很密切。只有妇好墓出土的文物才能和上述卜辞相匹配。如妇好墓出土了不少兵器，其中有一对很大的铜钺，铜钺是军事指挥权的象征。从而证明妇好墓应该是武丁时的墓葬，妇好是武丁的配偶。所以将甲骨文与考古资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仅能解决甲骨文的一些问题，还能解决商代考古的一些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准确解读甲骨文既能够解决中国上古的重要历史问题，也能更好理解甲骨文与中华文明发展的密切关系。

　　刘一曼：是有密切关系，因为甲骨文有很多思想和文化确实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比如从甲骨文造字来看，古人造字真是充满了智慧，他能够把事物的主要特点勾画出来。“象”和“鹿”都是象形字，甲骨文突出象长长的鼻子，突出鹿的双脚。“豕”就是猪，它的肚子是肥的，尾是垂的、短的；“犬”是狗，它是瘦腹，尾巴上翘。这是整体的象形。另外有些就是抓住事物局部的特征，像牛和羊，角的方向不一样。会意字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先民商代人造字充满了智慧，能够把事物主要特征很形象地概括出来，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丰富的创造力。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一直流传下来，如“日”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到楷书慢慢地变化，一直能够流传到今天。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反映出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

　　刘一曼：甲骨文的书法，比如从我们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中看得出，甲骨文很有美感，它的字体有的用笔方直，见棱见角、刚劲有力；有的用圆笔，弯弧形，笔道相当流畅，就是刚柔互衬。它的行款也非常优美。我们认为甲骨文不但是实用文字，有些也是具有艺术性的，它从运笔、结体还有章法都注意变化。所以说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爱美的、有艺术性的民族，自古至今都是如此。

　　甲骨文里有大量的祭祀卜辞，反映出3000多年前商代人对祖先很崇敬，中华民族敬祖爱宗、慎终追远的传统思想从甲骨文就传下来了。现在很多海外的华人游子都要回国探亲、寻根问祖，这种对祖先的尊敬，一直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血脉里。

　　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很重要的就是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多民族和谐共处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中国这么广阔，各地方言不同，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都用中国字，大家都认同这个，这对维护国家统一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融合研究能够丰富对甲骨文的认识。请您谈谈如何更好地推进甲骨文研究发展？

　　刘一曼：怎样继续推进甲骨文研究发展？我觉得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一是对甲骨文材料继续进行科学整理。以前公布的材料，有的发表拓片，有的发表摹本，有的在拓片或摹本旁加上释文。《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是拓片、摹本和照片（彩照）、释文、索引五位一体发表，这书发表甲骨文是很全面的。所以，现在重新整理的这些注录书也是采取多方位方法公布甲骨资料，不单是拓片，需要的有摹本，还有彩照，而且彩照是从不同角度拍照等。全面公布这些甲骨资料，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有的专门研究文字，有的专门研究占卜方法，看甲骨的钻凿形态。这些都是比较科学的方法。二是拼合工作，还有甲骨形态学方面的研究也在加强。黄天树教授和他的团队除了做拼合工作，还利用形态学研究卜甲、卜骨的形态。三是对甲骨进行生物学的鉴定，过去有学者做过龟的种属鉴定。另外有很多用牛肩胛骨进行占卜的，我曾建议他们研究到底用的是水牛还是黄牛的，牛的年龄大概是多少，这都需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来做DNA鉴定，这对我们研究为什么用这些材料占卜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现在这些工作还没做，我期望以后有学者做这样的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结合自然科学及现代科技可以更好地推动甲骨文研究科学发展。

　　刘一曼：甲骨文的工具书，像《刻辞类纂》《甲骨文字诂林》，当时做的时候没有计算机，都是抄卡片，很慢的，包括我们做索引，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查，排卡片，很费劲。现在都用计算机数字化了，就是利用大数据、云平台来做，这从2016年就立项了，其中有10个子课题，通俗地说，就是“让甲骨文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数字化很好，省去了很多过去繁复的劳动。把这些甲骨文都输入电脑，甲骨文的考释也都输进去，现在查一个字，有多少词条，有几种不同的字形都可以很快查到。比如“翌”字有多种不同写法和词条，这些甲骨文原型的词条，与现代汉字楷书的字形一一对应，检索非常方便，现在已经有甲骨文数据库。另外，可以用高精度照相机更好地看文字契刻的笔迹，然后进行鉴别。还有用计算机拼缀甲骨，已经做了一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从事甲骨文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有哪些期望和建议？

　　刘一曼：现在研究甲骨文的人确实比过去多了，这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我希望他们从事这个工作，首先要加深对甲骨文的热爱。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关于甲骨文意义的理解，为什么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为什么有这么重要？理解了甲骨文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就能够更喜欢它、热爱它，研究就更有动力。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任务，你就不一定产生多少热情，而你喜欢它，你就有动力，愿意很好地钻研，很好地学习，就容易做出成绩。

　　其次，我觉得年轻同志研究甲骨文要打好基础。比如学习文字学、文献学、音韵学的很多知识；了解考古知识，接触甲骨实物，这也很重要；学习商代历史，自然科学、计算机等方面的综合知识。这样研究甲骨文，思路就会更开阔。

　　另外，我认为还要持之以恒。研究古文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成绩。因为需要读很多书，过去的书太多了，就是读重点的书，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要静下心来好好读书，要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地去做这件事情，才会做出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