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改革大潮汇聚成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200页

　　年年都在过，每年各不同。

　　有些年份，注定会因其独有的事件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影响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多数人的命运。这样的年份，会经常被人提起，反复被拿来总结、思考和回味。

　　譬如1992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份。原因众所周知，这一年的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一讲话的巨大作用，相信今天的和今后的历史学家会不断地研究、评价。即使在当时，很多人就强烈地意识到，讲话给中国大地带来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冲击波，足可与距离这一年还不算远的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其影响之大、之深远，一时难以估量。随着社会因其影响而不断推进、历史进程的逐步演变，人们对这一历史性事件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意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深刻到位。

　　我在此前的一年毕业，正赶上国家几个部委进行公务员招考试点，有幸考到其中一个部机关。由于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到单位报到后不久，就在秋天和几个同事一起，被安排在山东的一个县里锻炼一年。

　　那是一个有不少历史名胜、深厚文化底蕴的县城，规模比起中等城市稍小些，比起其他的县城要大不少。县城的中心是有很多年头的老城，石板铺成的老街道和两边的旧建筑，看起来很有故事、很有沧桑感。在老城周围建设的新城市，在规划上下了些功夫，街道笔直宽阔，建筑整齐有序。当时，高楼大厦还不多，机动车辆也不多，整个县城环境相对宽松、安逸、平静。这里的人们质朴、温和，说话、办事不疾不徐，相互之间讲究礼仪、宽厚以待，到处可感的人情味儿让人觉得温馨、踏实。这是个特别适合注重生活质量的人居住、工作的地方。

　　当时的中国城镇化水平不高，农业人口还是大多数。县城不仅仅是政治上从基层政权向更规范化、更高级形式政权过渡的关键地带，也是经济和文化上从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两种文明杂糅并存、相互影响的混合地带，既有农村的简单、质朴和宽厚，又有小城市初步的规整、条理和热闹。就生活节奏来说，不像农村那样过于缓慢，也没有大城市那样太过紧张；就人与人的相处而言，不像农村那样地方太小，人们天天搅在一起，想不见都躲不开；也不像城市那样区域太大，除了单位的那些人之外，想和同一城市的同学、朋友见个面，得东西南北跑来跑去折腾半天。在县城，兼有城市和农村的有利和方便，同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两者的很多不便。比如，下午下班，有同事临时动意，招呼着到家里喝酒去，说走就走，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和牵绊，骑着自行车十分、八分钟就能赶到，很便捷、很轻松。这种质朴的温情，很让人感动、心里温暖。

　　初去的几个月，按照单位的工作安排，要么写材料、开会，要么跟着“老”同志，骑着自行车跑各单位、各乡镇，或了解情况，或调研问题，或接待信访，或协调一些事项。县里的工作很具体、很琐碎，上面的文件精神、部署要求都得落实，下面反映的问题都得协调、解决。也时时会遇到一些新鲜的人和新鲜的事儿，但总体上是按部就班、不紧不慢。这对于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既接触了社会实际，又磨炼了性情，能沉下心来观察和思考，确实是很好的锻炼。

　　记得很清楚，1992年春节过后没多久，县城一改平时的安静，少有地喧闹了起来。起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只是在县里各单位传达，机关干部很快少了很多平时的矜持，大家都非常激动、兴奋，对讲话的一些观点热议不已，这种热议很快就传导到了社会上。随后，新闻媒体的连续报道、评论、解读，让整个县城活跃、热闹起来。从机关、企业到学校，从干部、职员到群众，男女老少，好像全县城的人都在谈论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谈论由邓小平讲话引发出来的种种话题和联想。

　　大家当时还称其为“南巡讲话”，没有像后来固定地说“南方谈话”，大多数人直接称为“邓小平讲话”。各种场合、不同人群，在一起不约而同议论的，好像没有别的，就这一个主题。

　　当然，讲话在机关干部中的反响更为直接、更强烈些。在会议室里讨论，争相交流意见和认识，是以往没有过的积极、踊跃，对某一个观点、某一句话、某一个词，理解不尽相同，争执起来各不相让，面红耳赤的情况比比皆是。办公室里三两个人到了一起，或低声细语、推心置腹，或直抒胸臆、大声激辩、热血沸腾，都是直截了当发感慨、讲想法，讲到共识处、得意时，或会意一笑，或拍桌大呼，都是真性情的流露。上下班的马路上、县委机关的院子里，遇到其他单位的熟人或朋友，打完招呼，就会相互询问对方单位对讲话怎么传达的、你对哪个说法哪个问题怎么看。这种情景，随处可见，身处其中，耳濡目染，不由得时时受到影响，跟着产生平时少有的激动、冲动的感觉。

　　“邓小平”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一些关键词、关键语句，现在称作的“金句”，诸如“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条”“市场只是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不要争论，先干起来”“敢闯敢干”“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等，被大家挂在嘴上津津乐道、争相传说，可以说耳熟能详。长期受制于传统观念束缚、受困于对市场经济争论不一的人们，听到这些坚决、果敢、鲜明的提法，感受到提法背后的胆识、决心和气魄，震动、兴奋不已，大有如雷贯耳、醍醐灌顶之感。

　　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领悟和理解，解读、议论一番。有的分析这些关键词句背后的含义、态度时，滔滔不绝；有的猜测所针对的观点时延展开去，联想翩翩；有的谈到讲话可能产生的影响时，眉飞色舞、激情四射。平时爱思考、擅长说道的，这时发挥的机会和空间很多，周围常常有人要听其“讲讲”。有意思的是，平时性格内向不爱多说的，也会往人堆里凑，半天只听不言语，偶尔也能就某一个问题说上一两句，有时甚至语出惊人，大家惊喜以对，直呼没想到、讲得好。

　　人的认知水平、反应能力、性格特点等，在日常生活、具体事情上体现得有差异，在关键时刻、重大事项上更是能很快分出高下。对于南方谈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当时的人们在积极面对、热烈应对的热闹情景下，也表现出参差不齐的多样性。从当时所在的县城看，认识和议论，有人深有人浅。比如，绝大多数人看到了“不一样”“要变化”，有的人却看不清往哪儿变、怎么变；多数人还仅仅满足于谈论、停留在谈论的层面时，有的人已经领会了关键和要害——就是要革新观念、改革体制、发展经济、增强社会活力。按照当时大多数人的理解，改革、发展，在国家、社会层面，有许多大的事情要考虑、要研究谋划。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主要是怎么把经济搞上去、怎么快点发展起来。再具体到个人，就是如何快速致富、尽快改变生活状况、提高生活质量了。这些理解，自有其逻辑和道理。有了这种朴素的认识和领会，一些人就开始琢磨如何干起来。

　　各地落实邓小平讲话精神、开始行动起来的信息，接连而至。比如，有些地方反应快，制订鼓励和支持各种形态经济发展的办法或意见，这个市出台了八条，那个市十条；这个地方要搞什么开发区，那个地方准备引进几个大项目，另一个地方和哪个科研院所合作、要成立产学研一体的企业，等等。大家把这些信息相互传递、比照、借鉴。几乎同时，县城里各式各样积极响应的具体行动也相继出现了。机关和单位都围绕“服从服务”经济发展这一重大主题，研究意见、公布办法，社会各方积极响应，新成立的公司、企业一时如雨后春笋。也有些机关或单位过于急切了些，让别人干或看着别人干，不如自己直接上，干脆组织起人手成立公司，从事起商业贸易经营活动。这些信息一时又在县城传开，哪个单位成立了什么公司，哪个单位拆了院墙、建起小卖部，哪个单位已经做了几笔业务，如此等等。当然，有的现象在若干年后，成了清理整顿的对象。

　　县城的一些公职人员，闻风而动、应时而变。有人不愿在被认为较“虚”的党务或行政机关里待了，想办法调到较“实”的诸如财政、税务、工商等经济管理部门去，或者直接到贸易公司、生产企业这些经营管理的一线去；有的边工作边和家人或朋友办起公司、做起买卖；有的兼职到与自己的专业背景、工作业务相关的一些公司做些事情、挣些“外快”。也有人不再留恋原有工作方式和氛围，辞掉公职直接“下海”了。这其中，有清醒和决然，有顾盼和徘徊，有冲动和简单，当然也有盲目和草率。

　　回过头来看，当时像机关经商办企业、公职人员开办公司或个人兼职取酬等，现在是不可能被允许的。在当时，有的是地方或单位政策理解上有偏差或缺失，有的是执行上把握不准确、探索上急切或盲目。这些是改革发展初期急于干事的大背景下，伴随的不规范或者说没有来得及规范的事情，只是时代主流中的一些支流或泡沫。

　　随着天气渐渐变暖，街上大大小小的商店、饭馆多了。临街的房子，成了香饽饽，大都改成了商铺，或自己经营，或出租给别人坐收其成。晚上街边摆起大大小小的摊子，卖些小商品，或各种风味的小吃。新开辟的夜市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各种商品越来越丰富，不仅当地的小吃应有尽有，其他地方的品种也不少。如同任何事物的起始阶段一样，激发大家先做起来，已经是好的开端。热闹之下，最大的改变是，人们的生活比以往方便了许多，丰富了许多，反过来又促使大家从衣食住行起，渐渐改变了生活的理念和方式，爱消费、会生活、会享受了。

　　那时的情景，就像是此前经过一个时期的沉闷、沉寂，突然一阵强劲的清风猛烈吹来，人们冲破观念和行为上的旧有束缚、改变现状追求新景象的意识被极大地唤醒，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被大大地激发出来，社会的活力极大迸发了。这种激发和迸发，直接贯穿和影响了此后中国数十年乃至更为长远的经济社会生活。

　　回想起来，身处当时的县城，时时都能感受到这种春天的热闹与躁动，处处可以看出，大家对南方谈话的认可、赞同和支持。大家受到了鼓舞，都在想变、都在变，汇聚一起就表现为整个社会要变、在变、在大变。媒体报道的全国各地有关响应南方谈话的各种信息，让人真切地感觉到，时代大势浩浩荡荡，已蓬勃而至、势不可当，中国经济社会要有迅猛的转变、巨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