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新媒体的兴起，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变革性动力，同时也给传统新闻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作为理论形态的新闻学必须有效回应现实发展的巨大变化，在学理创新与发展中破解新课题、迎接新挑战、把握新机遇，已成为不容回避的实践论域。

　　审视新闻现象结构性变革

　　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闻生产模式的深度数字化，全球新闻业进入剧烈的边界调整和生态变迁期。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理论的解释框架与阐释能力。不同于以往人们通过新闻报道来观察世界、分享见解，如今，受众的存在意义已成为衡量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方延明表示，当下，媒体受众和新闻工作者更关心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存问题，新闻传播已不再是简单的资讯服务。读者关注的不只有事实本身，更关注传播事实过程中加载的观点和意见。因此，记者需具有更强烈的公共意识和更多的独立思考。

　　互联网的快速演进改变了传统媒介生态结构，创造了人类新闻活动的新图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表示，与传统新闻业相比，如今的新闻生产传播活动、收受活动（运用、消费活动）、管理控制活动，以及新闻活动与社会系统的关系、新闻活动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正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新闻现象。新闻现象的结构性变革，意味着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新闻理论也应进入一个新时代。

　　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变革不断拓展新闻业的边界，平台时代的新闻业面对更广泛的参与群体。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介绍说，互联网技术赋能下的数字新闻生产，是当代新闻话语变迁和探索的重要主体和动因。数字新闻开辟了新的新闻叙事方式，推动跨媒体叙事和媒介融合的兴起；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流程，大幅加快信息生产和传播速度，让受众能够随时随地追踪最新信息。同时，数字新闻代表了新闻消费方式的革命，催生出付费墙和数字订阅等一系列新的媒体盈利方式。相应地，新闻话语也经历了从“技术赋权”到“机构危机”再到“权力转移”的话语变迁。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电视传播技术在新闻业的广泛采用，很多有影响力的新闻传播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常江表示，互联网的普及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用户与新闻生态的互动增强，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更加积极地参与新闻生产，这必然带来数字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发展。他表示，新的媒介生态不仅要求新闻业优化传统新闻生产程式，调整新闻生产机制中各元素的相互关系，更呼吁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能够在新的新闻生产实践中，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理念，在总体认知层面锚定新闻业与社会的关系，进而为革新新闻理论体系打下基础。

　　探索新闻理论研究新路径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迅速崛起，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媒体融合发展成为趋势，引发新闻传播领域深刻变革，也给新闻舆论工作带来新挑战。

　　常江表示，数字技术对新闻学话语体系的挑战多样而复杂。其一，整个新闻学话语体系从“职业中心”“文本中心”向“用户中心”转变，数字新闻学理论更加关注普通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介入新闻生态的行为逻辑和社会影响。其二，新闻学研究日益将“关系”作为基础分析单位，不断在构成新闻生态的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机构、机构与技术的关系中探索理解新闻规律的路径。其三，技术变迁给新闻实践制造了新的伦理困境，数字新闻实践与一般性数字信息实践的边界不再清晰，新闻伦理日趋成为大众数字媒介伦理的组成部分，这对新闻学的话语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新闻理论研究重心在于“转换”，在转换中继承传统，在转换中寻求新出路。杨保军表示，研究对象要从职业新闻活动逐步转向由职业的与非职业的新闻活动共同构成的整体的社会化新闻活动；研究重心要逐步转向由“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共同构成的新兴融合新闻样态；研究视野要由“中层”逐步转向“上升”和“下沉”，实现新闻理论研究对“上中下”的立体化观照，重视新闻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研究方法要从侧重运用人文主义方法，转向人文主义研究方法与科学主义研究方法并重。

　　社交媒体的兴起引发了新闻传播从内在系统到外部生态的深层变革。基于传统媒体的新闻学话语体系，已无法适应媒体生态和受众需求的急剧变化。我们要从社交媒体的传播模式和语态中汲取养分，“反哺”传统媒体机构，推动其话语体系创新。

　　史安斌表示，新时代的新闻学话语体系可从构建战略性新闻话语、适应新闻短视频化的传播趋势、增强新闻话语情感化等方面发力。我国新闻业要立足复杂媒体系统，摆脱传统/数字、新闻/信息、主流/自媒体等二元概念，尝试接纳数字新闻业对传统新闻生产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为中国的数字新闻业发展逻辑提供更具创造力的解释框架。

　　面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杨保军表示，研究者要以开放的姿态、主动积极的方式，从本学科特征与需要出发，向其他学科学习，在学科交流、交融中“走出”新闻学，再“走入”新闻学，形成“走出”与“走入”的有机互动，以探索、找寻新闻学及新闻理论研究更为广阔的出路。

　　助力中国新闻学走向世界

　　新闻实践和新闻业态的转型，促使学界反思既有的新闻学话语体系、探索新的理论和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季为民表示，新闻学应从体系建构转向问题研究，在理清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全球视野与本土学术的关系，推进理论深化与创新。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合理分享使用新闻。在个体层面，要重点从个体的知行与德性考察对新闻的获得和使用，重点研究新闻消费、知情权、媒介素养教育等；在组织层面，重点从进退与规约的维度关注新闻媒体以及和新闻媒体、新闻事业发生关系、相互制约或提供支持的团体，聚焦新闻偏见与歧视、新闻的使用保障等话题；在国家层面，重点研究新闻保障和监管问题，包括新闻消费保障、新闻监管和信息公开等议题。

　　新闻学研究者要基于共同信息生态的共享理解，实现最大程度的“理论团结”，推动新闻学成为对社会和历史规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学科。常江通过采用德尔菲函询法对8个国家的45位资深新闻学研究者进行深入调研，归纳出学界关于数字新闻学理论的4种共识，在此基础上探索性地建构了数字新闻学的概念体系。他认为，数字新闻学以“技术—文化共生论”为认识论基础，拥有新闻生态研究与新闻行动者研究两大基础范畴，同时包含以专业主义为核心话语、以信息民主为价值目标的规范理论面向，是新闻学在新技术与历史条件下发展的新范式。学界要进一步探索数字新闻学“实然”和“应然”维度的关系，据此探索性地提出数字新闻学的核心概念体系。

　　在整合“倒金字塔”和“斜金字塔”模式基础上，史安斌及其团队提出一个基于社交媒体的“正金字塔”新闻学话语体系。同时，通过分析我国媒体报道成功案例体现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国内和国外舆论场的联动效应，构建出全媒体新闻传播的“涟漪”模式，以期为业界打造融通中外的新闻学话语体系，提供前瞻性思考。

　　“未来的数字新闻业将由平台、算法、大数据、另类媒体和社交媒体机器人五大要素共同构成，新闻话语应探索多元框架，在全球数字新闻业实践中不断审视和反思新闻话语与技术的关系。”在史安斌看来，首先，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丰富，未来的新闻学话语体系将不再按照媒体介质类别进行严格区分，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杂糅和融合将成为常态。其次，以用户为中心的新闻众筹模式将在未来几年发挥更大的作用，专业新闻机构报道与用户自制内容的有机融合是一项新的课题。再次，技术在新闻学话语体系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凸显。未来，新技术与传统报道手段的融合有可能实现较大的突破。新技术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全媒体报道能力，除了把新闻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外，还能够为受众带来更完美的新闻体验。

　　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必须有全球观念、人类情怀、世界视野，关注新闻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在新技术环境和新媒介环境中，推进中国新闻学走向世界。杨保军表示，新闻研究要超越狭隘的学科边界，超越地域、国别限定，更要超越传统新闻学的既定范畴，在继承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新研究方法观察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其他文明和文化的新表现、新变化、新特点，准确认识和把握不同地域、国别人群具体的新闻文化特点，日常收受新闻、理解新闻的典型方式，为当代中国新闻研究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面对互联网发展和媒介化社会形成的现实发展趋势，新闻学研究只有直面新事实、新现象和新闻活动的新方式，才能在既往学术成果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体系、构筑新知识体系、塑造新话语体系、创建新理论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