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寻求正义。人类社会在20世纪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苦难，至今让我们心有余悸。某些国家实行的强权政治导致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因此，人们愈发担心这种情况会不断重演，忧心阻止暴行的尝试无法奏效。然而，一个矛盾的事实是，我们发明了越来越多的先进武器，就这样循环往复，陷入怪圈。

　　有些国家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发展的秘诀，认为自己对国家及其制度、民主、人权和自由的看法具有普遍性，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他们的模式。但这种做法大错特错，甚至会导致世界发生冲突，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中心论”，即西方文明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优越性。诚然，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遥遥领先，但他们也同时扮演了殖民侵略者的角色。一方面是殖民者获得了更美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是被殖民地区的人民遭受压迫和奴役。这些罪行就算打着所谓的上帝和文明的标签，也无法掩盖其罪恶的本质。

　　相比之下，作为中华文明的典范，15世纪初，明朝郑和和他的船队漂洋过海，访问了许多亚非国家。在他的7次航行中，有一次到达了南美洲。据史料记载，郑和的船队有大小船只70余艘，官兵3万余人。即便明朝在当时的世界是如此强盛，郑和也并没有试图建立殖民地，更没有奴役当地那些热情好客的人民。他只是与对方互赠礼物，并感谢对方馈赠的中国所没有的珍稀动物。郑和的7次远航都发生在1492年以前，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奴役美洲土著人之前。众所周知，当时哥伦布只有3艘船。

　　我认为，要评估一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民主”其本意是人民当家作主，即争取人类平等。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则意味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即国家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上的平等。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签订前长达数千年的国家形成的历史中，国家间大量的问题、争端和冲突，都是通过两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直接协商来解决，协商的参与者只有产生冲突的这两个国家。直到17世纪，欧洲社会才开始意识到，协商的参与者可以有多个国家，即通过多边方式找到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

　　此后，多次国际会议的举行都证明了在各国共同努力下是可以达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协议的，印证了为实现和平而达成国际协议的必要性。在寻求公平正义的过程中，50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国际秩序得到了进一步构建，并一直延续至今。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间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是各国进行思想交流、提出批评意见、确定发展优先事项以及主要目标的平台。最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种可以修正错误的制度。联合国的道德权威尤为重要，任何人都无权破坏联合国的权威和声誉。国际关系不能建立在武力和胁迫外交的基础上，应尊重每个国家在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中的立场和观点。

　　在联合国成立近80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失去耐心，他们扰乱国际关系，认为谁拥有更多金钱，谁就比别的国家更强大，谁就能够统治世界。例如，美国已经两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做出决定时并没有与其他会员国进行协商。迄今为止，美国共拖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5亿美元的会费。

　　与此同时，中国多年来一直遵循上善若水的哲学理念，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她拥有如水一般的力量，绕过障碍物，最终击碎最坚硬的石头。当今世界各国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频繁紧密，无数的例子都能证明这一点。只有提升对联合国的信任，才能为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以及人类的生存制定成功的战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原因。大国必须尊重联合国的地位，承认并遵守国际规范、价值观、标准和惯例，尊重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享受特权。只有在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共同参与下，充分运用《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国际法原则，展现各自意愿并实现真正的相互尊重，才能找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我相信，摒弃霸权可以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创造一个更安全的未来。我也相信，世界多极化比强权政治更能保障广泛的民主，因为强权政治要求的是无条件服从和奴役。同时，我也相信，在国际关系中，合作才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