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上，中国主要是按照国际公认的保护规范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而中国的独特历史和国情也使中国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理念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为从理论层面探讨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概念，7月20—21日，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话与融合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会议旨在为国内外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学者创造交流机会，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我国文化遗产研究进入新阶段

　　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的珍贵财富，是需要全人类保护和传承的文明瑰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表示，近年来，我国在全面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不断地融入全世界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随着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国际化进程已变得不可逆转，中国已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力量之一。与此同时，独特的历史与国情也使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特色与经验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魏坚看来，从概念上，文化遗产可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促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话与融合，就是要在搞清楚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前提下，探讨两类遗产之间的关系。研究与保护两类遗产的学者应加强交流与互动，将物质文化遗产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传承和利用等方面结合起来，推动中国乃至全世界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多角度探索文化遗产研究新思路

　　魏坚以元上都遗址为例，阐述了何为遗产价值。他认为，元上都遗址的遗产价值不仅体现在保存完整的城墙和建筑基址，还体现在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的影响。作为一座古代都城，其物质存在是客观的，但其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却是通过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作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而得以形成和扩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非物质文化传播产生的影响会更强大、更久远。所以，考古学者的责任不仅是探明这座古城的物质存在，更重要的是发掘其非物质文化价值。

　　石膏铸模在传播文化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常被低估。日内瓦大学教授鲍默尔认为，早在罗马帝国时期，石膏铸模就是创造希腊古典雕塑众多副本的主要工具。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石膏铸模从根本上促进了欧洲古典艺术品位的传播，并成为文物学和艺术收藏的主要对象之一。石膏铸模保存了古代雕塑的完好状态，而且为那些未能保存下来的艺术品留下了记录。未来有关石膏铸模的文化遗产价值研究，将重点关注石膏铸模被忽视的作用，并围绕如何保护和展示石膏铸模展开深入研究。

　　传拓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承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介绍称，传拓技术起源甚早。在摄影等现代技术出现之前，这种“保真”技术与从业者的雕刻水平直接相关。与这些艺术追求相联系的是从事拓片工作的拓工，他们与作为艺术赞助人的雇主之间，也有着较其他工艺门类从业者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中国古史分期曾经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看来，中国古史分期的本质是探讨社会组织形态的演变，上古史的相关研究尚付诸阙如。近年来，物质性的理论（简称“物性理论”）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古人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主客体相互交融，而物性作为物质固有属性，也逐渐融入了社会属性，具有了指示时代特征的意义。因此，可以用物性来对上古史进行分期。基于物性，陈胜前认为，中国上古史的文明阶段至少可以划分为玉石、青铜、铁器这三个阶段。而且，物性与社会权力形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与玉石阶段相应的是社会权力中的政治权力的崛起；青铜时代对应着一种新的权力，即军事权力；到了铁器时代，又增添了经济权力。秦汉之后，在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意识形态权力，从而形成四权合一的形态。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