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21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第九届国际会议“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富裕之道”在线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为人类社会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建言献策。
科学认识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在完成消除国内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之后,提出的又一宏伟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民的收入。”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看来,增加人民收入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而提高三大产业的产业附加值。此外,他还特别提出,中国亟须建立一系列配套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使企业得到更好发展,让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表示,从国际范围看,大部分国家仍处于低度发展状态,部分发展起来的国家存在“富而不公”的现象,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很少。在他看来,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经济基础。中国之所以提出共同富裕,是因为中国通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实现了全面小康,而全世界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科学认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离不开包容性、开放性的发展。同时,共同富裕绝非平均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包含着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表示,共同富裕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可以在小范围内(如刚脱贫的县)开展全民基本收入试点,从中总结经验,开展适合中国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这对发挥我国社会政策托底功能以及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全球研究学院教授唐迈(Michael Dunford)对比了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他提到,共同富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西方世界经历过一个快速繁荣的时代,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不断上升,相对低收入的人群也因为经济蓬勃发展提高了收入。但自此之后,西方世界经济走向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金融化,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他看来,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难题,但中国能够通过制度给予相应的限制和引导,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化解各种问题和风险。
“共同富裕是全球各国的目标,不同点在于如何定义‘共同’和‘富裕’,以及如何通过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这一目标。”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大卫·斯蒂芬·戈登·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认为,中国追求的共同富裕不是一个省、一个区域的共同富裕,而是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富裕。因此,要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当前中国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他建议,首先,要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技能水平,进而增加这部分群体的实际收入;其次,需要对税收体系进行重新规划调整,进而改进和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为社会提供更多福利。
借鉴世界各国有益经验
在现实中,由于各国在资源禀赋、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组织方式、国际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很难找到简单划一的法则去追求共同富裕和实现公平分配。各国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依靠经验和实践发展出特有的财富积累和分配模式,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如北欧的高税收高福利模式、英美的自由市场主导模式、东亚的生产性福利模式等。这些丰富的案例为我们探索共同富裕路径,提供了警示和借鉴。
谈到中国的共同富裕进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表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型企业就已经为扶贫投入了大量资金,体现了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优越性。
德国埃尔福特大学经济、法律和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史蒂芬·施马茨(Stefan Schmalz)介绍,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开始导入福利国家概念,致力于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从世界范围看,德国比较富裕,收入不平等现象直到现在也不突出。在财富分配和税收方面,德国的主要经验是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的分级所得税系统。中国也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来管理收入分配,应对收入不平等问题。
谈及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联合国前高级经济官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表示,2021年美国出台的总统法案、行政命令,以及今年出台的另外3项法案,都旨在促进形成公平、开放而有竞争力的市场,为美国的工人、企业和消费者服务。然而,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大、财富过度集中、经济增长放缓、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更加凸显的种族间不平等、住房的种族隔离、贫困人群的教育和培训机会缺失、“铁锈带”的城市空心化、农村经济增长缓慢等。她认为,总体来看,与美国白人相比,非洲裔、西班牙裔和美国原住民缺乏发展的战略机会,需要政府专门的政策关注。
欧洲福利国家,尤其是北欧高福利制度国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总结了欧洲福利国家建设的几点经验,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持社会长期稳定、推动收入的公平分配、维持较低的贫困水平、健全社会保护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他建议,中国应该思考自己的福利国家制度,设计有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体系,这不仅能带来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力量,同时也能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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