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1914—2005），江苏青浦白鹤江镇（今上海青浦白鹤镇）人，字宽正，著名先秦史专家。1936年毕业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师从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等。1936年，参与上海市立博物馆的筹建工作。1946年，担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兼任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年后，继续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1953年，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1970年，调至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2005年9月1日逝世。
杨宽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至第三届副理事长。杨宽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参与筹建上海市立博物馆，并长期担任馆长，为上海博物馆的筹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保护国宝毛公鼎与阻止著名的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器盗运出口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杨宽还参与主编《辞海》古代史部分，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标点《宋史》等工作。
杨宽的治学涉及墨子、古史传说、西周史、战国史、科技史和制度史等诸多领域，主要著作有《中国上古史导论》《战国史》《西周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古史新探》《古史探微》《历史激流：杨宽自传》《杨宽学术随笔》《杨宽史学拾遗》《杨宽史学讲义六种》和《杨宽书信集》等。杨宽一生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文章360余篇，著述颇丰。
众所周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有三次大辩论，分别是：井田制度的有无、古史传说的真伪、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相对应的是“王国维为首的释古派”“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史派”。杨宽通过阅读这些辩论文章获得启示：“兼采并纳，截长去短，从而充实和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
杨宽认为社会史论战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场论战“主要的影响是带动了今后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工作，造成了今后历史学界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风气，纠正了过去史学工作者偏重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偏向，开始把社会经济史看作政治文化史的基础而加以重视”。如日本学界加藤繁发表的《中国古代田制研究》《中国经济史概说》等经济史方面的成果，中国学界则出现了专门发表经济史研究成果的《食货》半月刊。在肯定了社会史观论战的积极影响外，杨宽也肯定了社会史观派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系统整理、考释甲骨文和周代金文上的贡献，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两书首次对甲骨文与金文作了系统地研究。众所周知，杨宽是古史辨派后期的主要生力军，在古史辨派前期的论著中，很少引用唯物史观派的见解，而杨宽则不拘派别之分，在收入1940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七册的成名作《中国上古史导论》中大量引用郭沫若的见解，且给予很高的评价。比如，顾颉刚认为原来各民族都有其祖先传说及奉祀不同的神灵，到了战国时代，许多小国被几个大国吞并，于是有人把各国祖先和神灵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杨宽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古史传说的系统，是由于殷人—东夷和周人—西戎两大神话系统分化重组成的。因此，杨宽赞同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卜辞通纂》这两部书引用卜辞与古文献作对比，认为舜即是帝喾、高祖夋的观点。又如，语言的讹传有因古今字体变迁而撰写错误，导致后来学者望文生训，穿凿附会的。殷周铜器铭文既多人名，而《大学》所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又日新”实属例外。郭沫若在《汤盘孔鼎之扬榷》中据商勾刀铭怀疑汤之盘铭应作“兄且辛，祖且辛，父且辛”。之所以会出现误读，是因为铭上端有损坏，故误“兄”为“苟”，误“且”为“日”，误“父”为“又”。求之解释不出来，于是就附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为“父”字缺上，与“又”形近，“且”字缺上，与“日”形近，“兄”之误“苟”。对于这样的解读，杨宽认为这是郭沫若的“巨眼卓识”！1946年，杨宽得与郭沫若正式相识。据杨宽回忆：“当时郭沫若住在虹口，他的住宅门口挂有一个小木制门牌，亲笔写个‘郭’字作为记号，那里离博物馆很近，他曾多次来到博物馆交谈或借书。当时他正在编校《闻一多全集》，见闻一多讨论伏羲神话的文章中引用到我的《中国上古史导论》，他专程前来，要借《古史辨》第七册一读。我和童书业也曾多次到他家中访问，谈论考古和文物方面的问题。有一次他拿出刚写成的《秦诅楚文考释》底稿来征求意见。我们谈论的只是学术上的问题，他很健谈，但是听力很差。”杨宽时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而正因置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辩论外，杨宽能更为理性看待社会史论战的利弊。他认为社会史论战的文章存在一些弊病，比如使用的材料考证不准确，论证的方法牵强附会，没有对社会经济史发展过程作深入分析，将社会发展公式往材料上套等，即使很注意引用材料的郭沫若，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小问题。
在杨宽一生的学术研究中，1949年前明显的学术转向有两次，1926年起步于墨子研究，1933年慢慢转向上古史研究，1939年又转向战国史研究，之后所作《战国史》也成为其代表作，可见，这次转向对于杨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引起他转向战国史研究的原因是什么呢？杨宽晚年回忆时说：“通过对这场论战（社会史论战——笔者注）的全面考察，使我认识到钻研社会经济发展史的重要性，确是解决历史演变过程的关键所在，但是想以个人的力量来解决几千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关键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各自挑选其中的关键问题，分别进行踏实的、深入的探索，彼此分工合作，齐头并进，才有可能逐步解决一系列的关键问题。”可见，社会史论战使得杨宽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史的重要，但要想以一己之力研究几千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是不可能的，只有学者各自选择一个重要的领域深入探索，才可能逐一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杨宽，很快进入状态，将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
上海解放前，杨宽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2日，上海市文管会派市政教育处胡就明正式接管博物馆。接管会议上，杨宽先致欢迎词，接着由胡就明宣读接管命令，宣布接管方针，要求全体员工照常供职。并强调今后的工作应有新作风，如发动和引导劳动大众前来参观，编辑“中国人民文化史小丛书”等。所谓新作风，也就是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在杨宽8月25日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信中说的很明确，“本馆研究部计划编著通俗读物，定名为‘中国人民文化史小丛书’，其目的在求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增加民族自信心，提高大众文化水准，使大众认识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破除迷信，指斥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表扬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并号召大众积极推展人民政府的明确政策”。
1950年，杨宽撰写的《劳动怎样创造了人》发表在《科学大众》（中学版）第7期，学习味道十足。开篇写道，“大家学习社会发展史，很重视‘从猿到人’的一段。北京曾举办一个展览会，收获很大，现在听说正根据这个展览会的内容在摄成一种幻灯片。最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和上海科技幻灯工作会也已绘制了一套‘从猿到人’的图片，拍摄了幻灯片，华东文化部更在大规模的筹备举办‘从猿到人’展览会。这都说明了群众对于这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课题的重视”。开场白后，杨宽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有四点：（1）人能制造工具，不断的利用工具，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动物只能以自身适应自然。（2）人类有着手和脚，脚能直立行走，手能制造工具，利用工具做各式各样的工作，从事劳动生产，成为“工具的工具”；而动物只能利用特殊器官，做一种特殊的工作。（3）人类能够说话，把经验和思想充分地传达给同伴，同时，还可以完好地教育后一代，而动物是不能够的。（4）人类能思想，有意识、抽象力和推断力，创造出种种社会文化，而动物是不能够的。在这四点人类特性中，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制造工具。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种种特性是如何来的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完全是由于集体劳动。”集体的劳动产生了手势，创造了语言。复杂的劳动，需要用脑去指挥，复杂的手势和语言，需要脑子去指挥接受，因此，脑子越来越发达。于是，猿猴慢慢具备了人类的特性。因此，“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人’，是千真万确的”。“人和猿虽然有种种区别，基本上的区别只有一点，就是猿还是动物，人已超脱了动物界的限制，而引起这个区别的，还是劳动。”总之，这篇文章，杨宽在回答一个问题，劳动怎样创造了人。
1950年11月19日下午，杨宽参加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筹会举办的抗美援朝问题座谈会。据《顾颉刚日记》可知，参加会议的还有周谷城、周予同、吕思勉、陈旭麓、蒋天枢、胡厚宣、谭其骧等人。会后，杨宽撰写的《美帝向来是个狡猾阴险毒辣的侵略者》发表在12月13日《文汇报》上，文章首言“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它向来是个狡猾阴险毒辣的侵略者，一直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死敌”。然后细数历史上美帝如何侵略中国的，最后得出：“我们对美帝有着说不尽的血海深仇。到今天，我们人民得到解放了，美帝侵略的面目也更狰狞了，杜鲁门、麦克阿瑟、艾奇逊、杜勒斯等战争贩子也更嚣张了，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侵占了我国台湾，还不断用飞机轰炸我东北，更在武装日本侵略势力，走的完全是当年日本强盗侵略我们的老路，我们能置之不理么？”这些文字具有浓厚的时代性和时论性。
1951年1月20日至4月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和南京市各文教机关在上海跑马总会举办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展览。内容包括把太平天国重要领袖图像放大，复制了各种太平军的旗子和服装，复印了重要文献，还把历次重要事件画成大幅图片，其中重要的事件则制作蜡像呈现出来，使得太平天国14年历史，从开创一直到失败，具象地罗列在观众面前。这次展览影响甚大，据杨宽回忆：“（展览）轰动了整个上海，每天观众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原定展出一个月，后来再延长了一个月，观众还是十分踊跃。后来这个展览会转移到南京、苏州等地继续展出，仍然受到民众热烈欢迎。”顾颉刚曾两次去看展览，其中一次还是冒雨前去。《顾颉刚日记》一月廿六号：“到跑马厅，看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三月廿七号：“与静秋冒大雨，到跑马厅看太平天国百年纪念展览会。”
1959年，杨宽填写了一份《教职员概况表》，在工作表现一栏中写道：“从博物馆业务逐渐面向群众，逐渐掌握群众和劳动观点，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具体展开群众工作，编制‘从猿到人’、‘百年血债’、‘太平天国’等幻灯片，主持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并逐步改造陈列室。”在学习态度一栏中写道：“学习方面，理论学习比较深入，学习社会发展史，曾把学习所得写成《劳动怎样创造了人》一文，发表于《科学大众》杂志。展开了抗美援朝学习，曾写《美帝向来是个狡猾阴险毒辣的侵略者》发表于《文汇报》，收入教育工作者工会所编《从各方面看美帝》一书。”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949年后的几年中，杨宽结合上海博物馆的工作，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并自认“理论学习比较深入”。正是因为有了初期系统、认真的学习，杨宽后来的部分著作理论性得以加强。
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研究战国史
杨宽研究战国史，始于顾颉刚执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该所成立于1929年，因战事而中断。1939年9月，顾颉刚担任当时迁往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邀请在上海孤岛的吕思勉、杨宽、童书业等人以名誉研究员的方式承担该所部分研究工作，其中吕思勉撰写中国断代史，童书业撰写《春秋史》，杨宽编辑战国史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吕思勉、杨宽、童书业经商量后一致认为上海不再适宜居住，于是各自离开上海，杨宽一直隐居在家乡青浦白鹤镇。在隐居的两年九个月中，杨宽着力编辑战国240年的史料，考订每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及相关的人物活动。抗战胜利后，杨宽担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与此同时，1946—1949年，他根据隐居期间积累的材料，先后在顾颉刚主编的《益世报·史苑》《民国日报·文史副刊》和魏建猷主编的《东南日报·文史周刊》上发表有关战国史事和人物的考证文章20余篇。
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1955年《战国史》初版出版。此书是学界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史观研究战国史的专著，也是杨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史观进行研究的著作。诚如童书业所说：“《战国史》是一部史料和考证相当充实、正确又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研究战国历史的著作。”此书前后共三版，1955年初版仅24万字，1980年修订版扩充到42万字，到1998年增订本则扩充到56万字。前后三版结构框架无多大变化，基本按照社会经济变化、合纵连横与兼并战争、思想变化发展三个板块展开，内容上扩充了制度变革与创设的篇幅，对合纵连横与兼并战争的过程分析更全面、具体、深入，大量增加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
《战国史》最重要的变化是历史理论，初版采纳了西周封建领主说的社会分期观点，修订版转变为战国封建说，增订本全部抛弃社会分期主张，认为中国历史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规律，既无希腊、罗马典型的奴隶制，又没经历欧洲中世纪的领主封建制。基于此，在增订本中，杨宽对目录、语词、内容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目录上，如第四章“春秋战国间社会制度变革”，修订版共分四节，标题分别是“封建制生产关系在奴隶社会母胎内逐渐生长和成熟”“广大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战国时代的主要阶级结构”，增定本则缩改为三节，标题分别是“农田制度的改革”“各国政权的改组和改革”“社会结构的变化”，完全删掉了修订版第二节“广大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语词上，删除或修改明显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色彩的词语，如“奴隶主贵族”删除“奴隶主”，“封建的政治（经济改革）”删除“封建”，“新兴地主的田氏”删除“新兴地主”等；内容上，如前两版的绪论中都有“关于战国史的研究”一节，此节内容引用毛泽东语，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
在《战国史》增订本中，杨宽更加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典观点与战国历史的结合运用。如关于秦之所以能通过兼并战争统一中国，在初版中，杨宽认为其原因有三：1.农民起义摧毁或削弱了某些国家腐朽统治力量，便利了秦的统一；2.封建战争的胜负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便于政治较好的秦完成统一；3.由于农民和大小工商业者以及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统一，便于政治上较进步的秦完成统一。在修订版中，秦统一中国的原因有四，除了语词上有些许变化，基本延续了初版中的三个原因。新增加的一个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在增定本中，杨宽认为秦完成统一的原因依旧是四个，即人民群众起着决定作用、秦的兼并政策符合人民愿望、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统一。前后三版，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即“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此外，增定本中对战国时代铸铁技术、铁器使用情况的深入研究，对土地开辟、土地所有制转变、社会阶层的构成、下层社会与社会上层的矛盾与斗争、思想文化等问题的关注，都是唯物史观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典观点的反映。
中国冶铁史研究广受关注
在《历史激流：杨宽自传》中，杨宽回忆之所以研究冶铁史，是为了答复参观博物馆的群众所提“炼铁炼钢需要较高的温度和一定的技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是怎样杰出地创造这种技术的？是掌握了怎样出色的技术来炼成宝刀宝剑的？”的疑问。1956年10月，《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出版，杨宽在序中指出编写此书的目的有两个。第一，阐明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冶铁技术上的辉煌成就。第二，阐明中国历史上冶铁技术的发展过程。书中总结出8点：1.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冶铸生铁技术的国家，远在春秋时代，中国人民已经创造了规模较大的冶铁鼓风炉，发明了冶铸生铁技术，这项发明比欧洲早1700年。2.战国时代，已能炼制非常坚韧而锋利的钢铁，用来制造宝刀。3.西汉时代，由于生铁炒炼熟铁技术有了提高，许多手工业工具和兵器已多用熟铁锻制。同时还创造了“百炼钢”的冶炼法，使炼钢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4.东汉初期，南阳地区已创造出水力鼓风机械，发明了水力鼓风炉，这比欧洲早1200年。5.南北朝时代，水力鼓风炉结构和设备有了进一步提高，冶铁燃料开始用石炭，这比欧洲早1000年。6.南北朝时代，“灌钢”冶炼法得以发明，在近代坩埚制炼法以前，是世界炼钢技术史上一种突出发明创造。7.北宋时代，鼓风器由皮囊改为简单的木风箱，这比欧洲早五六百年。8.明代，鼓风器已由简单的木风箱改作用活塞和活门装置的木风箱，这比欧洲早100多年。通过展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以此说明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是历史的主人。
值得一提的是，杨宽冶铁史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1958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因为看到《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到中国访问时，专门到上海约见杨宽，与他讨论有关问题。据杨宽回忆：“我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特别是科学技术史学者的注意，英国李约瑟看到这本小书，当他访问中国时特别约我到锦江饭店见面，一起谈论了半天。他很同意这本书的看法，特别着重谈论了南北朝的綦母怀文‘宿铁刀’冶炼法和灌钢冶炼法。他特别珍视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并且向我了解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于科学技术史研究进展的情况。”
初版出版后，杨宽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深入研究。1960年，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这次改写，对于土高炉炼铁技术和各种土法炼钢技术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并论述了流传在全国各地土法炼铁炼钢技术及重大成就，初步构成了中国冶铁技术发展的轮廓。改革开放后，杨宽的学术研究如焕发青春，又进一步对冶铁史深入研究，1983年出版《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书中上编讨论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起源及封建社会冶铁技术的发展轨迹，下编阐述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以此说明中国古代能够比欧洲早1000年出现封建社会的原因。此书出版后获得很多荣誉，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科学优秀成果奖（1979—1985）、“首届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荣誉奖”。
20世纪的中国史学色彩斑斓，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史学家，杨宽即是其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杨宽与20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20BZ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