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和主权的象征。从西周时期设立军事关卡具备海关基本事权算起，3000多年来，中国海关的兴衰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海关总署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海关史”于2022年初全面启动，海关人书写海关史迎来了黄金时期。近日，围绕如何破解中国海关史研究困境，如何谱写更加全面、系统、真实、权威的中国海关史等问题，本报采访了海关总署关史办副主任、“中国海关史”项目课题组副组长詹庆华。

　　为现代化海关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盛则关兴，国衰则关弱。海关是国运兴衰的见证者。中国海关历史悠久，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重要事件？

　　詹庆华：我国海关历史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军事功能的“关”，春秋战国时期设立的边境检查机构“关津”具备了监管、缉私、征税等事权；唐至明代的“市舶司（使）”集海关、外贸、外事管理职能于一体；清代前期设置闽、粤、江、浙沿海四海关，负责商贸、征税、外船管理、沿海安全等事项。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持了中国海关的管理主权，并借此将海关业务从税收、统计、缉私、检验检疫等，延伸到外交谈判、军事、邮政、教育、气象、港务、航务、商标注册、国际博览会、内外债赔款等领域，海关成了主要为近代西方列强服务的国际官厅。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国门钥匙重新回到祖国和人民手中。翻阅海关历史，从古代海关由内陆关向沿海关的漫长演变，到近代海关被西方列强把控，再至新中国人民海关诞生，中国海关的沧桑巨变，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揭示了“国盛则关兴，国衰则关弱”的历史规律。特别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潮汕七日红”到苏维埃红色税关、解放区海关的实践探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民海关对旧海关的改造，到新时代全面履行监管服务职责的现代化海关，一代又一代中国海关人坚守“人民海关为人民”的初心，忠诚履职、锐意改革，为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和科技文化交往、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人民海关的辉煌成就，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面对近代以来从屈辱到辉煌的中国海关史，研究时如何知往鉴来？

　　詹庆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下的海关发展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海关建设提供历史借鉴，这是新时代海关人编写中国海关史的立足点。中国海关历史悠久，近年来，西方学界对中国海关史的研究站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角，从近代化角度出发，更多谈论西方元素如何影响中国海关，甚至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其实质就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问题。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讲清楚中国海关的来龙去脉。

　　《中国社会科学报》：立足中国大地，讲清楚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才能讲好中国海关故事。我们在开展中国海关史研究时，应该把握的着力点有哪些？

　　詹庆华：一是要加强中国古代海关史研究，对中国古代海关的起源和演变历程进行客观考证，提出新发现，丰富对中国古代海关历史的认识，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二是要正确把握中国近代海关史的主题主线，全面完整地对洋关、常关、红关三种形态的海关进行研究，探索三者在近代百年间此消彼长的历史演变规律，揭示人民海关诞生的必然性。三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海关历史，尤其是新时代海关历史作为重中之重来研究，把新时代海关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历史作为重点亮点，用中国海关改革发展成就坚定“四个自信”，用中国海关事业发展实践验证“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海关建设凝聚历史智慧和前进动力。

　　从大历史观视角深化系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中国海关历史研究现状如何？

　　詹庆华：历史主题是历史发展的主脉，历史主线是历史主题的延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确立这一主题，有助于客观全面梳理中国海关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海关探索史和新中国海关建设发展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初始，就胸怀民族复兴的崇高信念，毛泽东、李大钊、蔡和森等一批早期党的领导同志以极大的热情倾注于收回海关主权运动，借此唤起民族觉醒。党在成长过程中，持续发动、组织和领导“省港大罢工”“收回海关主权斗争”等海关职工革命斗争运动，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无情抨击列强的强权与侵略。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以佘毅、茅丽瑛等为代表的海关地下党员投入抗战最前线，以坚毅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敌伪开展英勇不屈的殊死抗争，唱响了催人奋进、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从陕甘宁边区到东海关等旧海关的全面接收，红色政权下成长起来的“税关人”开始了人民海关的早期实践探索，最终成功接管和改造了帝国主义把持的旧中国海关，完全掌握了“国家大门的钥匙”。因此，中国海关史研究必须紧紧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主线，全面开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史、红色海关探索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建设发展史的研究，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海关奋斗史和共和国海关发展史诠释伟大建党精神，进一步阐明人民海关从哪里来、往哪个方向发展，进一步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海关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关史研究已逐渐形成一个热门话题。除了中国海关史资料整理翻译外，也出版了诸如《中国海关通志》《中国近代海关史》《中国海关简史》等专著，但仍没有一本系统完整、横贯古今的中国海关史书，实属缺憾。中国海关史研究工作亟待守正创新、重整待发。尽管中国海关史研究日益深入、内涵丰富多元、话语体系特色鲜明、历史内蕴厚重深刻，但也存在“重中间轻两头”“重碎片轻系统”等现象，即对古代海关资源的挖掘和当代中国海关历史研究相对薄弱，“重近代轻现代”“重洋关轻红关”，系统整体研究还很缺乏，贯通古今的著述更是凤毛麟角，还有众多碎片化研究缺乏主题主线，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泥潭。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较于学界近年的研究成果，海关系统正在开展的课题研究有何特色与创新？

　　詹庆华：一是研究视野和领域创新。以中国近代海关史为例，以往学界研究重点放在洋关，基本形成常关、洋关二元体制的研究格局，我们则更加关注到常关、洋关、红关三种海关形态此消彼长的历史演变，以近代百年间中国海关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阐释共产党领导人民海关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二是研究重点亮点突出。在当代中国海关史研究中，我们按新中国人民海关诞生、改革开放后和新时代海关三个重要历史时段分三卷加以系统研究。这一做法在中国海关史研究领域尚属首创，以“新时代”海关史研究为重点亮点，填补了当前海关史研究的空白。新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是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离现实最近、最鲜活、最重要的历史。新时代开展中国海关史研究，必须把新时代海关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历史作为重点亮点，用中国海关改革发展成就坚定“四个自信”，用中国海关事业发展实践阐释“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海关建设凝聚历史智慧和前进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海关系统研究海关部门历史有其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詹庆华：一是有垂直管理的体制优势，能确保研究工作的政治正确性。这种垂管体制能迅速组建政治素质高、研究能力强的研究团队，发挥好集体组织的团体力量，确保海关史研究项目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顺利推进。目前，除了海关总署成立海关史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外，全国各直属海关基本成立了海关史研究办公室，集聚了大量高素质的研究人才。

　　二是有系统完整宝贵的研究资料，能确保项目研究史实的权威性。海关总署历来重视海关档案管理和文献资料整理。截至2021年底，全国海关馆藏档案及文献资料243万卷、660余万件，基本完成文书历史档案数字化，便于研究检索使用，而且海关垂直管理体制为开展海关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1958年成立海关总署研究室，1985年成立中国海关学会，目前海关总署下辖上海海关学院海关史研究院、海关总署研究中心、中国海关博物馆、中国海关出版社等机构，都能助推中国海关历史研究，并且成效显著，先后整理出版《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等海关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编纂出版600余万字的《中国海关通志》，为中国海关历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此外，中国海关历年进出口统计数字的精确性和权威性，为高质量推进项目研究打下独一无二的数据基础。

　　三是有丰富的合作研究经验，能确保项目研究推进的有效性。海关总署十分重视统筹整合系统内外各类研究资源。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开展紧密合作，并与厦门大学联合成立“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联合成立“海关史与海关文献国际研究中心”，多年来培养了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在海关史研究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整理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11册）、《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170册）、《海关总署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1860—1949）》《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283册）、《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局司署通令选编》《旧中国海关历史文件选编》等丛书，这些都是非常有分量的成果，为推进项目研究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基础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海关年鉴》编纂出版工作，在新中国海关历史上尚属首次，也是海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请您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詹庆华：“盛世修史，懿年纂志。”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纂志的传统。明清时期的海关志书有《福建市舶提举司志》《淮关统志》《粤海关志》等，民国时期有《海关通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按照二十年左右修一轮志书的要求开始编修地方志，20世纪90年代各地海关大多完成了第一轮志书编修工作。进入21世纪以来，海关总署又组织编纂《中国海关通志》。而年鉴作为志书体例的一种，主要作用是向人们提供一年内全面、真实、系统的海关大事资料，便于了解中国海关最新现状和发展趋势。追溯历史，从中国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统治时期起，海关就较早从西方引进了年鉴的编写手法，按照海关总税务司通令要求，各地海关开始编写年度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贸易统计年鉴或口岸年鉴，由海关造册处（后改为统计科）公开出版发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1949年，每年成册出版，再加上有月度、季度和十年度的贸易统计册，数量规模庞大，为后人留下了中国近代海关重要文献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关恢复了统计数据发布制度。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编制创刊《中国海关统计年鉴》，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按年度发表中国对外贸易最详细的统计资料。但毕竟统计年鉴只是海关某项业务年鉴，还不是海关系统整体发展的年鉴。

　　编纂《中国海关年鉴》是加强海关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海关总署专门成立了海关年鉴编纂委员会，在总署关史办设编辑部，于2021年11月正式启动相关工作。截至2022年7月底，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提供专业指导下，海关系统各单位、各部门齐心协力，中国海关首部年鉴编纂工作基本完成，共计120余万字，目前正在出版审校中。今后，将于每年6月完成上年度海关年鉴编纂工作。

　　新时代迎来研究新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时代，海关史研究迎来新的机遇。我们如何通过梳理和挖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下的海关发展历史经验，助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海关建设？

　　詹庆华：一是必须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确保海关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必须胸怀“国之大者”，立足“两个大局”，找准海关工作在国家大局和时代变局中的方位和坐标，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工作前瞻性、主动性，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三是必须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守安全监管底线，牢牢把握监管这个海关的最基本最重要职责，严格依法行政，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做到“管得住、放得开”；四是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引领未来，善于吸纳和运用创新管理理念和创新科技成果，建设智慧海关，全面赋能增效，提升履职能力水平；五是必须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海关队伍，推动队伍政治和业务双提升，强化组织力执行力战斗力，弘扬准军事化纪律部队优良作风，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六是必须加强党对海关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各级党委领导作用和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关，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牢记初心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些历史经验和规律性认识弥足珍贵，需要倍加珍惜，应该长期坚持。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新时代开展“中国海关史”研究，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突出中国海关史研究的政治性，用政治引领学术，把加强中国海关史研究与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结合起来，全面开展中国海关史特别是党领导下的红色海关历史和新中国海关发展史的研究，客观真实地总结新中国海关的光荣传统和历史经验，必将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通过研究提炼的这些历史经验和规律性认识，将有利于更好地传承海关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确保新时代海关的政治机关本色，坚决将党中央和国家政策在海关系统落到实处；有利于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时代海关人履职干事创业的动力，展示新中国海关事业的发展成就和海关队伍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有利于为现代化海关提供咨政辅治之参考，进一步丰富海关历史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海关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史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