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是隶书向楷书转变的重要阶段，出现了魏碑体楷书的新样式。探赜索隐，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复杂多样的文化习俗对书法艺术的赓续和新变产生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树碑传统促进书法发展

　　北魏虽是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从立国伊始就崇尚汉文化，诸多方面都延续了汉代遗风。许多北魏帝王雅好诗书，如汉王朝帝王一样注重刻碑勒石，宣扬功业。《魏书》等史书中记载的与帝王有关的刻石活动屡见不鲜，如北魏太祖登国六年（391）秋，“于棝杨塞北，树碑记功”。世祖神四年（431），“勒石漠南，以记功德”。太平真君四年（443）二月，太武帝“至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 高宗太安四年（458）二月登碣石山，观沧海，“筑坛记行于海滨”，十月“次于车轮山，累石记行”。史书中这些记载虽没有留下具体的石刻文献及相关信息，难以详察具体情况，但从传存至今的北魏时期的诸多重要碑刻仍然能够看出当年刻碑风气的盛行，以及其促进书法发展的事实。如北魏太延三年（437）刻制的《太武帝东巡之碑》、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刻制的《嵩高灵庙碑》、和平二年（461）刻制的《皇帝南巡之颂》、太和十二年（488）刻制的《晖福寺碑》、太和十八年（494）刻制的《吊比干墓文》等，多具有高超的书写水平，今天已成为书法学习的经典范本。

　　北魏重视刻石的另一个重要佐证，是大臣崔浩等人刊刻国史这一重大事件。崔浩撰写国史，历尽艰苦成书后，其手下“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可见这是一次非常庞大的刻碑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重要的书法活动，许多书家自然都参与其中。除刻碑外，北魏大量的摩崖石刻和造像题记也是刻石风气盛行的产物。事实证明，刻石之风贯穿整个北魏，以至于到北朝灭亡仍余风不减。持久而普遍的刻碑勒石风气，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传播了书法艺术，并造就了一批价值珍贵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从多方面为北魏书法艺术的发展传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墓志书手成为重要的书法群体

　　与刻石一样促进魏碑书法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北魏厚葬风气的盛行。厚葬之风由来已久，虽曾有曹魏反对厚葬的禁令，但北魏时期重视丧葬的民风大盛。厚葬风气带来严重的浪费，以至于朝廷屡屡诏令限制。如《魏书》记载的太平真君九年冬下诏“以婚姻奢靡，丧葬过度，诏有司更为科限”。大概是风气太盛，难以遏制，高祖太和二年又诏曰：“婚聘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厚葬送终，则生者有糜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但政府的禁令并没有严格执行，更由于“事死如事生”等丧葬观念的根深蒂固，厚葬之风仍然屡禁不止。厚葬对社会财富是一种浪费，但厚葬也带来墓志镌刻的风行，当时不仅达官贵人随葬多有墓志，就是一般平民往往也效法刊刻墓志。今天发现的北魏墓葬多有墓志出土就是当时社会风气的见证。

　　墓志的盛行自然促进了社会对书法刻写的重视，围绕墓志而产生的书手应该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书法群体，从大量出土的风格多样、书写高超的北魏皇家墓志就可以断定这些书手不仅人数多，而且具有造诣不凡的书法专业素养。由于墓志制作对书手的书法水平的高要求，这也有力地促进了书法人才的成长和当时书法艺术的整体进步。墓志本身不断规范化、精美化，也促使碑铭书法从早期的粗糙质朴向典雅方正、质文并重转化，于是碑刻墓志的盛行逐渐在书写方面促生了当时的主流书风——以元氏皇家墓志为代表的魏碑书法风格即魏碑体楷书的形成和风靡。当然，这种风格也体现在其时流行的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上。而且，这种以方峻雄强为特点的魏碑书法风格在当时以洛阳为中心，不断向全国各地蔓延，以至于在西域地区都流行开来，20世纪新疆出土的高昌墓砖上的魏碑体书迹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种现象。

　　“佣书为业”促进书法实用性与规范性

　　由于当时刻碑书写的需要，加之文字书籍的传播全部依靠抄写，再加上抄经、抄写文告、日常记录等活动都需要大量书手，所以社会上便出现了“佣书为业”的职业风尚。《魏书》中有许多佣书为业的记载，如曾任太常少卿的蒋少游，“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犹在镇”。大臣刘芳是另一个更著名的例子。刘芳本是南朝人，他少年时随伯母北徙，史书记载他“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明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这段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时佣书为业是读书人养家糊口的重要途径，而且收入还不算低。刘芳能“如此数十年”，也说明社会是非常需要佣书者的。佣书为业虽然是底层贫贱之人所为，但败落的高门大族后嗣也常常以此为业。如大臣崔亮、崔光出身清河崔氏，是北魏时期北方汉族的第一流高门，家道中落之后，靠勤奋苦学重振家族，佣书是他们谋生、获取社会认可并进入仕途的主要资本。大量的墓志碑刻和写经等的需要，使佣书者不仅为私人、寺院雇佣，更为政府所佣。政府的事务繁多，书写之事亦繁。由此，许多佣书人由于善书为官府和朝廷所征用，有的成为各级官府的专门书吏，有的则成为朝廷的御用书手。当然，和一般以佣书为业的人不同，这些善书者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显赫的大臣。

　　可见，在北魏社会人们多重书法，善书法者不仅能以此为生计，更可以通达仕途，以书闻名者也因之显耀于世。所以读书人在习书方面从小就开始勤奋刻苦加以研练，上至王公贵族胤嗣，下到平民子弟，在自幼攻读经史的同时，努力钻研书艺，掌握书法规范，就成为他们的一项主要学习内容。因此，佣书为业的社会风尚使书法的实用性和规范性都进一步提升，对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造型艺术与书法艺术相融合

　　北魏佛教大盛，因此带来了石窟的大量开凿和佛教造像的大规模展开，不仅助长了崇佛之风，也对书法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北魏建立前后，佛教在北方广大地区已经深受士民崇信。《魏书·释老志》记：“帝（太祖）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然时时旁求”，对佛家众人无不礼仪相待。398年，刚刚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方还未完全统一，道武帝拓跋珪便下诏宣布：“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孝文帝拓跋宏也对佛教顶礼膜拜，《魏书·高祖纪下》记载：“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善读庄、老，尤精释义。”孝文帝在平城时，京城内寺、所百余，僧尼二千；四方寺院六千四百七十八座，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迁都洛阳后，他不仅建造了大量佛塔造像，而且在位期间开凿著名的龙门石窟，大兴供佛崇佛之风。到北魏后期，由于多位帝王和皇家笃信佛教，这时候的崇佛达到了北朝的顶峰。《魏书·释老志》载：“今之寺僧，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这一惊人的数字，表明北魏佛教之盛，后人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这一时期佛教文化的兴盛与传播对北魏刻石文字和书法艺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直接影响到刻石的“刻”与“写”。从刻工方面看，在雕刻手法上，北魏石窟造像的雕刻风格和碑刻墓志的镌刻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云冈石窟的佛像，无论是衣纹或是人物身体，都可见不少较平直的刀法，特别是佛像的鼻子，明显呈直平状，许多衣饰的边角也呈锐利的尖角，这些刀法和平城时期的碑刻方笔有较多共同之处。这种现象应该是刻工之间的互相影响，或者是刻工本来就兼刻佛像和碑志所致。而且，这些刀法的特点和一致性一直延续到洛阳时期的造像和碑刻中，不断完善和强化，并和笔法互相融合影响，成为魏碑体楷书艺术风格核心的一部分。从文字书写方面看，佛教的艺术风格对书手也必然会产生影响，平直朴实的造像风格是北魏早期时代艺术的主流，它通过书手体现在碑刻墓志文字和书法风格上。北魏书家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从方折刀法演化而来的方笔笔法，从而产生了成熟的魏碑体楷书的三角用笔和转折处的方折顿笔以及撇捺的锐利出锋等特点，因此这些笔法的形成与北魏佛教文化的盛行是紧密相关的。此外，大量的佛经抄写需要大量的书写者，同时写经的规范化要求和速度等也要求文字快速实现楷化，从而促进了北魏楷书的完善。可见，魏碑体楷书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当时佛教文化对刻石书法的影响，这是一个大环境下文化艺术互相熏染的结果。

　　文化习俗是社会的风向标，是艺术的丰厚土壤。风尚所至，艺文相随。清代刘熙载曾感叹：“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 不管是通过书风或是文风，通过它们，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文化脉搏和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图像。而只有刚健有为、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风尚，才能孕育出富有永久生命活力的艺术之花。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