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在当下的国际舞台上，价值观对外交事务和国际互动的影响日益凸显。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都成为国际政治研究者不可回避的现象。对此，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研究员奥莱格·巴拉巴诺夫（Oleg Barabanov）1月14日在该智库官网发表文章，对当前价值观与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

　　在巴拉巴诺夫看来，21世纪的国际政治从传统的追求力量平衡转向通过外交政策行动实现规范和价值调节。因此，价值观念和道德态度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有时其作用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博弈中甚至超过了法律。就各国内部而言，价值观念方面的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变得愈发重要。因此，道德相对主义和外交政策的规范性制约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巴拉巴诺夫认为，彼此不同的价值观念、行事规范以及态度正在成为国际社会不同权力中心之间对话的真实障碍。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正日益失去市场，比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西方价值观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视为新殖民主义。在一些新兴国家，西方的扩张行为被视为对本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因此，在当代世界政治中，行动者越来越多地使用同一政治观念的不同语义。即使每个人都用同样的职业英语交流，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其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内部社会对外交政策的价值态度不同，公众对此问题的期望也不一样，因此，语义上的相互误解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毫不夸张地说，21世纪的整个国际关系体系都与关于价值观的讨论密切相关。

　　在现代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下，西方在全球推广价值观和政治规范基础的政策引发了新兴大国的回应。随着博弈加剧，新兴大国的价值观和规范日益对本国的传统地缘政治政策产生影响。

　　考虑到价值观和利益的紧密交织，人们倾向于认为，任何关于价值观的讨论都只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如果一个人在感知价值观念时，获得的不是对自身价值的反思，而是对外部价值的否定，那么否定主义就会产生。否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难以接受对方的观念，而陷入“你接受的就是我要否定的”这一怪圈。

　　此外，不同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也成为西方强行推销“普世价值观”的阻碍。巴拉巴诺夫认为，价值观和文化传统间的联系使对历史记忆的不同解读正成为一场真正的外交政策博弈的焦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在地缘政治斗争中积极利用价值观成为可能。但是，有些国家积极追求的重新建构历史记忆的政策，是一种完全基于利益的社会建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价值观和利益之间不只是单向的交流。一方面，价值观定义着利益。另一方面，利益也会影响、塑造和改革价值观，有时甚至会彻底改变社会固有的价值观。

　　（闫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