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被历史冠以“人民教育的旗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创办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等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战线的主将。他一生热爱国家、忠诚于党、追求真理，随着革命的发展不断奋进，开拓创新。成仿吾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远见，充满了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和创造精神。

　　弃工从文：从枪炮专业到革命文学

　　成仿吾，名昌惁，字仿吾，1897年8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知方团（今琅塘镇）澧溪村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成明郁是同治九年举人、光绪三年进士，以学识渊博闻名湘中，曾担任武强、行唐知县，光绪十七年授奉政大夫。祖父十分喜爱年幼好学的小孙子，为他取名仿吾，意思是要孙子像他一样好学和正直。成仿吾的父亲成达陶，为成明郁长子，嗜书如命，是当地有名的秀才。母亲戴月桃，知书达理、贤惠善良，对成仿吾的影响颇大。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他4岁就开始在家读书，养成了自主学习的好习惯。然而，成仿吾童年命运多舛，父亲、祖父、母亲相继去世。1910年，随兄长成劭吾（同盟会会员）东渡日本求学。

　　成仿吾到日本后，入名古屋第五中学，凭借自幼的聪颖勤奋和超群的语言天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日语。1914年，成仿吾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二部（工科）学习。留学期间，外国同学对中国的歧视、轻蔑激发了他“实业救国”“富国强兵”之志。1917年夏，成仿吾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制造专业。他刻苦学习科学知识，学习鱼雷、枪炮制造、弹道学等课程，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

　　1918年5月，成仿吾参加了留日学生反对段祺瑞签订《中日军事协约》的斗争，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组织罢课。成仿吾初次回国，到上海参加请愿活动。但这次斗争最终失败，成仿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闷。随之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了成仿吾心中的理想之火，使他开始反思单靠科技救国未必可行，还需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思想。于是，成仿吾毅然“弃工从文”，走上了文学与革命的崭新道路。

　　1921年6月，成仿吾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留日学生一起，组建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相继创办《创造周报》等多种进步报刊，发表唤醒群众的革命文学作品，推广新文化运动。成仿吾积极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全部批判之必要》等文艺批评文章，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革命的未来道路。成仿吾为创造社作出了独有的贡献，被郭沫若称为“创造社的心脏”。

　　1924年春，《创造日》《创造周报》相继停刊，《创造季刊》也难以为继。6、7月间，成仿吾离沪，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他担任广东大学理学院物理力学教授、德语教授、文艺理论教授，同时兼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在这里，成仿吾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刘少奇、孙炳文等许多共产党人，以及鲁迅等革命文化人士。1927年4月，成仿吾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鲁迅、郭沫若等人在创造社《洪水》杂志第3卷第30期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文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喊出“世界民众赶快联合起来去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的响亮口号。这时的成仿吾显然已经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文化人”转变为“革命人”。

　　走向教育：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

　　1927年以后，成仿吾不仅用笔，而且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逐步由一个激进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发展成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在长征路上接触教育，后积极从事教育实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成仿吾经上海、日本、莫斯科，到达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8年8月，在法国巴黎，成仿吾由何肇绪、詹渭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主编中共柏林和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这是成仿吾对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

　　1929年春，成仿吾为了把《赤光》办得更好，也为了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遂从法国巴黎移居德国柏林。中国共产党在德国的组织叫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成仿吾经常与中国语言组的同志一起参加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参加德国民众的示威游行，组织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成仿吾还在柏林大学政治学院和德共中央办的共产主义夜大学习政治理论课程，还拜德共中央委员、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曼·东克为师，学习《资本论》《法兰西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德文原著。

　　1931年10月，旅居法、德三年后，考虑到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成仿吾根据党组织指示返回祖国。11月，奉命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兼任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红安中心县委书记。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开始艰难的长征。这时成仿吾久病初愈，体质虚弱，组织上想让他留在苏区。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征求成仿吾本人的意见，成仿吾斩钉截铁地说：“我跟部队行动惯了，让我去吧！”于是成仿吾作为当时红军中唯一有大学教授头衔的知识分子，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了长征，同徐特立一起任干部团政治教员。1935年10月19日，成仿吾随红军到达陕北红区吴起镇，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在中国革命作家中，只有成仿吾、冯雪峰两人亲身经历了长征；而作为大学教授，只有成仿吾一人独自体验了长征的艰辛与磨炼。

　　作为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成仿吾承担了大量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信仰坚定的革命人才。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共中央更加重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与学习，并成立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专门负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为了适应抗日斗争的迫切需要，把青年和知识分子培养成革命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座新型革命大学。1937年8月，成仿吾经毛泽东提名，主持筹建陕北公学，任陕北公学校长兼书记。从1937年11月1日开学到1939年7月，短短不足两年时间，该校为抗日前线输送干部6000余名，吸收了3000多名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在当时相当艰苦的条件下，高速度、高质量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9年6月，面对当时严峻的形势，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及延安工人学校4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1939年7月，华北联合大学一批师生从延安出发，奔赴晋冀鲁豫华北抗日前线办学，通过快速培养大批干部的形式支援华北抗战。后来，成仿吾写成《战火中的大学》，回忆这段经历。1941年，华北联合大学师生已达4000多人，相当于从延安到达敌后时人数的3倍。1945年4月，成仿吾以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后来，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正式出版。该书再现了长征全过程和所有重大事件，文字悲中寓壮、苦中有乐，生动地体现了红军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成为党史界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经典书目。

　　坚守初心：五次校译《共产党宣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成仿吾从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回延安参加“七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继续校译《共产党宣言》。完成之后，他把书稿交给了解放社，准备出版发行。延安“七大”期间的校译，不是他第一次校译《共产党宣言》，而是第三次。但这次校译的《共产党宣言》书稿，在延安遭受轰炸和随后转移撤离的过程中，不知是遗失还是被毁，下落不明、无影无踪。其实，1945年校译本之前已有两次校译《共产党宣言》，此后又有两次。成仿吾五次校译《共产党宣言》，这是我国马恩著作翻译史上的光辉典范。

　　第一次校译《共产党宣言》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时他在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派驻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蔡和森获悉成仿吾知识渊博，且精通多门外语，便从莫斯科给他寄去一封信，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因为此前从未有人尝试从德文直接翻译《共产党宣言》，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译本可以参考，这必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读完信后，成仿吾毅然决定接受这项工作。于是，他以当时最流行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为蓝本，同时以英文和法文译本为参考，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成仿吾找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托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将译稿带到莫斯科转交给蔡和森。然而，1931年初，蔡和森已经奉命回国任广东省委书记，同年8月不幸壮烈牺牲。成仿吾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在转送的过程中也遗憾地丢失了。

　　第二次校译《共产党宣言》是他在延安任陕北公学校长期间。193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偶然寻得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认为从原文直接翻译会更加准确，于是委托成仿吾和留德归来的《解放日报》编辑徐冰（邢西萍）直接从德文版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接下任务后，成仿吾和徐冰将该书分成两部分合作翻译，成仿吾负责翻译前半部分，徐冰负责翻译后半部分。当时，延安解放区物质条件差，参考资料匮乏，甚至连一本德文词典都没有。1938年8月，成仿吾、徐冰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合译版，经成仿吾整合、通读之后，即交付给刚成立不久的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正式出版发行。该译本收录了《共产党宣言》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是中国首次出版的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版本。这个版本由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翻译，第一次在书前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标准像，让人们直观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版本既有竖排版也有横排版，开始具有现代书籍的特征；这个版本得到党的高度重视，在国共合作时期高质量印刷出版，并得到党的高度认可。可以说，在抗战期间，该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是党员干部的必读书籍，也是陕北公学马列课程的必备教材，对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期在成仿吾身边协助他做翻译工作的李逵六在回忆录中说：这部译著的问世，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上，可以说是光彩夺目的闪电，引起雷鸣般的反响。

　　第四次校译《共产党宣言》是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35周年。1952年，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成仿吾决定第四次校译《共产党宣言》。他挤出时间，不辞辛劳，再一次对延安版译本进行全面系统的校译，力求更加准确完整地反映原著的内容和观点。不久，成仿吾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调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所以，四译文稿后来作为《共产党宣言》出版105周年和马克思诞辰135周年的纪念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少量印行，供校内使用。这次校译是成仿吾独自完成的，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般人可能很难体会。他在重校后记中说：译文本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好在《共产党宣言》是宜于细嚼的珍品，对那些细心研究或反复钻研的同志们，相信还是会有帮助的。

　　第五次校译《共产党宣言》是遵照毛泽东同志批示进行的。1974年7月，耄耋之年的成仿吾在济南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够重新校译原著。毛泽东接到来信，当即批示：“调成仿吾来京，让他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校工作。”同年9月，成仿吾奉命调回北京。同时，中央党校抽调了王亚文、马其静、李逵六、郑伊倩等组成《共产党宣言》校译工作小组，协助成仿吾重新校译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几部马恩经典原著。校译期间，他每天要与助手讨论三四个小时，研究几个不同的德文版本，发现不同之处，逐句研究。前后用时三年，历经三次重大修改，最终形成初稿。初稿出来后，他马上送给胡乔木、范若愚、张仲实等同志，请他们批评指正。他还召集理论界30多人参加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新译本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高度评价，认为“成老的译文有原则上的改进，不是技术上的改进”（范若愚语）。1976年，新译本在中央党校印出试用，并呈报中央政治局。1976年5月18日，成仿吾将《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送审版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审阅。朱德看到新译本非常高兴，亲自到中央党校成仿吾的寓所与他会面，两位老战友促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至此，成仿吾已经是五次校译《共产党宣言》，从1929年在巴黎开始翻译马恩著作的一些章节，到这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成仿吾经历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和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的革命洗礼，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教育的重要性。作为教育家，他尤其重视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利用精通日、德、英、法、俄五国语言的优势，五次校译《共产党宣言》，正是这一初心的重要表现。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无产阶级教育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特质，不仅体现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也充分体现他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初心坚守。

　　信仰弥坚：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

　　1948年春，华北地区的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需要培养大批建设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华北大学自1948年8月成立到1949年11月，共毕业学员约1.9万人，对急需大批干部和建设人才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49年10月1日，成仿吾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10月9日，他作为教育界工作者的首席代表，出席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成仿吾非常看重中国的教育事业，执着地为党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早在1945年8月，也就是在延安第三次校译《共产党宣言》期间，他住在杨家岭。有一天，毛泽东亲自到成仿吾的窑洞看望他，征求他对《论联合政府》的意见，并询问他：“仿吾同志，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打算搞政权还是搞教育呀？”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做教育工作好。”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也问过成仿吾想做什么工作，他依然爽快地说：“还是做教育工作。”从此以后，成仿吾一直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直至生命终结。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建设事业都急需人才。在刘少奇的直接关怀下，由吴玉章、成仿吾等人负责，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着手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136名工人学生；10月，专修科又招收27名工人学生，开启了招收工人上大学的历史。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刘少奇、朱德和中央各部委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学典礼。成仿吾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积极探索改革高等教育的方法和途径，采取了一些新措施。比如，让优秀工人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同时，把教研室作为高等学校最重要的教学组织，开设系统的政治理论课。

　　1952年10月，教育部将成仿吾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东北师范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在东北师范大学的工作是很有特色和成效的，在抓好学校全面工作的同时突出重点工作，在学校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成仿吾认为：“政治思想教育是很重要的问题，重视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新型大学的特点。”1952年12月，为加强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成仿吾成立“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四个直属教研室，并兼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

　　1958年8月，教育部将成仿吾从东北师范大学调到山东大学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成仿吾组织山东大学师生从青岛搬到了济南。成仿吾抓好教研室工作的同时，注重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山东大学的前8年，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66年“文革”开始后，成仿吾被停职反省，成了被批斗的对象。1973年，成仿吾开始写《长征回忆录》。1977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成仿吾还撰写了《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记叛徒张国焘》等历史著作。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具有史学和文学的双重价值。成仿吾校译小组继翻译《共产党宣言》后，紧接着精心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

　　1978年7月，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郭影秋为副校长兼党委第二书记，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此时成仿吾已经81岁高龄，在他的领导下，被停办了8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和新建了15个系、7个研究所。

　　岁月不饶人，长期的劳累终于使成仿吾积劳成疾。1984年5月17日，成仿吾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他既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翻译传播者，又是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实践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这些革命经历塑造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精神气质和坚定信仰。

　　正如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成仿吾同志生平》中所言，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他执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永不停息的奋斗精神，是引领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开拓前进的永恒动力。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