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尝试评估大学科研对社会产生的实质影响。然而，从整体来看，大学研究在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表现不佳。9月15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网发布一项研究成果称，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研究人员及相关监管机构低估了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重要性。该研究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文森特-韦恩·米切尔（Vincent-Wayne Mitchell）、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商学院教授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管理与组织研究系教授杰弗里·伍德（Geoffrey Wood）共同完成。本报记者就隐性知识与科研影响力的关系等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重视隐性知识价值

　　米切尔首先从定义层面解释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差别。显性知识很容易表达、记录、交流和储存，与之相比，隐性知识涉及具体情境，并以实践为基础，是人们在做具体事情时汲取的经验，很难用语言或文字轻松地表达出来。虽然隐性知识也可以产生影响力，但其很难被量化。例如，地图是显性知识，但确定某人的具体位置以及如何前往这一位置，则需要隐性知识。在实现科研影响力方面，也需要隐性知识来调动研究报告和论文等产生的显性知识。

　　隐性知识的价值不应被低估。米切尔表示，隐性知识与背景知识或情境经验相关，它决定了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应该做什么。由此，从业者可以知道在特定情境下使用哪一部分的显性知识最合适以及最有助益。因此，显性知识需要附带隐性知识，才能够得以情境化并获得实际影响力。通常情况下，由隐性知识带来的解决方案更能适应人类生产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的需求。

　　虽然来自大学的专利和其他显性知识对创新活动很重要，但也有学者强调关注智力资产等隐性知识的重要性，而不仅是知识产权类的显性知识。事实上，对知识产权的利用也可以有“软模式”，如过程性知识（know-how）可以产生更大影响。米切尔举例说，如果有人想要创造一种测试广告效果的新方法，为了真正产生影响力并改变营销实践，就需要事先思考一些问题：哪些组织以及这些组织中的哪些人可能对这个方法最感兴趣，他们将如何应对测试结果以及这一结果可能影响他们的哪些决策等。总之，为了让研究成果发挥最大影响力，人们需要了解此类隐性知识。

　　推动隐性知识的外化与社会化

　　隐性知识在创造科研影响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米切尔建议，科研工作相关人员应更多地了解隐性知识以及学会如何使其浮出水面，这是更好利用隐性知识的起点。

　　首先，了解如何浮现或揭示隐性知识，包括制作指导类书籍和手册。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不仅要发现自身领域的隐性知识，还要了解具体从业者等其他相关方的隐性知识。该阶段是通过自我反省、反思性练习和提问来完成的。例如，当有人表达“认可这个想法”或“这个想法行不通”时，就要深入思考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以及他们是用哪些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此，才可以使隐性知识更好地浮现。

　　其次，隐性知识存在不同类型，有的是暗含式或交互式的，可以通过反思的外化过程将其显性化。有些内在的或实践类隐性知识是无法表达的，无法通过外化过程揭示这些隐性知识，它们也无法被模仿，只能在社会化过程中被证明和观察。对于此类隐性知识，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人们主要通过共同活动和社会化过程，来交流隐性知识。例如，从事咨询工作的学者需要在实践活动中揭示隐性知识，从集体层面来看，这些活动可能包括参与实践的社区、相关从业者和学者聚集在一起解决某一特定问题。此类活动的关键在于，学者可以深入且持续地沉浸在利益相关者的世界中，以了解事项完成过程中的隐性知识，从而将其嵌入新的显性知识研究中。

　　最后，科研工作相关人员在研究中了解不同类型隐性知识的概念十分有益，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部署资源来挖掘隐性知识。基于具体情境的隐性知识主要存在于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中。因此，从业者的参与至关重要。隐性知识的外化过程可能需要时间、高度的内省、专家指导或培训，这样才能正确地呈现和捕捉隐性知识。然而，咨询任务、人员借调等与从业者相关的活动可能是艰巨、耗时且成本高昂的，因此需要增加额外的资源。总体而言，目前需要通过更大规模和更广泛的研究，来解决如何让隐性知识在科研影响力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以便研究人员、大学、资助机构和政府可以使用隐性知识来增强科研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