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治理的议题也变得日趋复杂。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加强全球治理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为探究疫情冲击下的世界局势、全球治理困境，以及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记者采访了国外相关学者。受访学者表示，在短期内，国际社会需要对抗某些国家借口“游戏规则”不符合自身利益而修改规则的行为。长期而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存在“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

　　疫情困境折射西方“治理危机”

　　当记者问及常态化防控阶段的国际形势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谢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表示，当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因反对或排斥全球秩序而引发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行为，以及一些多民族国家的内部暴力行为也在日益增加。

　　布拉迪克补充道，在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让民众加深了对专家学者、主流媒体和政府精英的怀疑。民众对目前政府行为及所处时代的失望，是催生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众不再相信他们的政府能够兑现曾许下的承诺。

　　“政府怀疑主义”严重破坏了全球公共卫生政策。布拉迪克以英国为例提到，许多英国人拒绝接种疫苗，并声称要继续“等待科学的证明”。不少英国人对疫苗持怀疑态度，却又毫不犹豫地自行服用抗疫药物，且对药物的效用一无所知，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行为。对部分英国民众而言，社交媒体上某些人的言论远远胜过政府特聘医疗顾问给出的建议。西方民众对政府医疗顾问的排斥，其根源远远超出疫情本身的因素，反映了西方国家政府和社会精英已深陷“信任危机”。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图罗·维杰瓦尼（Tullo Vigevani）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虽无法改变历史的总体进程，但在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疫情带来的治理危机或多或少地加速或减慢了深层次的国际趋势。国际公共卫生紧张局势加剧，一些发达国家在医疗卫生及实行防疫措施方面举步维艰。在疫情治理危机的催化下，许多国际摩擦“浮出水面”，各国关系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如富裕国家的疫苗数量远远高于贫穷国家。这一趋势不能得到及时遏制，会进一步波及全球各个领域，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甚至导致粮食危机。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马尔克斯·科尔德罗·皮雷斯（Marcos Cordeiro Pires）从全球经济角度阐释道，这场大流行病加速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形成的一些世界进程。贸易保护主义、失业和社会不平等导致的社会普遍性不满，正在西方不断加剧。“后金融危机”时期暴露了美国霸权的弱点及欧元的脆弱性，同时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强大角色，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心地位。同时，美国加强了行动，试图遏制中国在贸易、生产、尖端技术和全球金融等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未来几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会持续，中美两国的经济割裂现象也许会进一步加重，这无疑将深刻影响国际体系，加剧全球治理危机。

　　皮雷斯补充道，在线平台和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就业岗位，并导致收入不平衡情况更加严重。在这种背景下，疫情的继续扩散、大规模感染、效率低下的卫生措施、工厂封锁、价值链崩溃……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致使全球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

　　全球治理体系亟待调整变革

　　疫病带来的全球“危机时刻”，暴露出国际体系运作不佳的结构性弱点，国际制度的价值与规则亟待重新设计，国际秩序中的权力格局与利益分配面临重置与优化的难题。从这个意义而言，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出现的重重阴霾，为改革现有的国际体系创造了机会。

　　采访中，布拉迪克向记者表示，疫情的暴发为欧洲带来了“预警信号”，然而公众意识仍然存在“盲目乐观”所导致的偏见。当今的欧洲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全球治理领域迫切需要变革。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在更广泛层面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

　　谈及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框架时，皮雷斯认为，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模式，不再适应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大的国际政治经济“权重”。发展中国家需要被赋予更多的发言权，被给予更高的国际信誉和更多的全球资源。一直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不对称”关系，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当今仍然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建立在发达国家投资和贷款等资本输出形式之上的“南北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经济剥削与资源掠夺。此外，在美国和西欧的实际控制之下，私人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成为提升深度贫穷国家生活水平的绊脚石，并抑制了世界经济潜力，造成了增长滞缓、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等后遗症。

　　维杰瓦尼谈到，当已有的国际规则不符合一些大国利益时，某些国家会设法破坏通行的国际规则，比如公平竞争。他举例说，美国各机构曾持续批评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提出世界贸易组织“要么进行改革,要么被替代”。此外，美国试图寻找新的国际机构或是鼓励现有机构（比如经合组织）夺取世界贸易组织对国际经济的监督权。然而，一些国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必将导致长远利益的损失。

　　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并在理论层面得到广泛认可的做法，是有效运用《联合国宪章》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以确保民主、公平和决策有效性。但在实际行动中，这一点总无法真正落实。维杰瓦尼补充道，生态环境、国际贸易、武器装备等“冲突频发”领域的国际合作，需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这些议题上，单边主义是最大的危险。

　　充分发挥国际组织作用

　　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十字路口，国际组织被“寄予厚望”，成为改善全球治理危机的重要力量。作为“超越国家”的行为体，近年来国际多边组织的蓬勃发展，也为全球公共事务治理注入了一股新动力。

　　在刚刚完成的新书《英国实用历史》中，布拉迪克试图从国际组织演变的角度，深入谈论如何实现跨国“集体目标”。他不仅强调了通过国际组织建立“国际管辖权”的重要性，而且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能够有效行使“国际管辖权”的机构。国际组织基于“跨国管辖”形成的跨国治理，能够为国家公民提供一种本国政府承诺却无法兑现的安全保障。如何有效地平衡“国家主权”与“跨国管辖”，则是一个相当紧迫的议题。

　　然而，维杰瓦尼认为，任何国际组织的行动能力都是有限的，当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也只局限于“介入”国家事务。“国家主权”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基石，并主导着国际关系的运行。从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到1945年联合国成立，都未能改变“国家主权”高于“国际组织”的事实，尤其是在个别国家寻求将地缘政治“工具化”的背景之下，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

　　皮雷斯表达了相似观点。他提到，由于在组织中拥有重要的权力，发达国家不愿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引导下开展相关工作。当前，在贫穷国家极度缺乏医疗用品和疫苗的情况下，富裕国家未能承担起全球领导者的责任，而是选择了自私的民族主义。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改革。

　　另外，以西方国家为首的G7集团已无法适应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进程，日渐失去曾经的国际经济体系制定者地位。维杰瓦尼补充说，G20取代G7，由G7向G20让渡权利，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在全球经济事务重要决策机制中，G20还未能发挥全部作用。值得高兴的是，BRICS、APEC等新兴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增强，有望从多边主义的视角重新激发G20发挥新的作用。

　　繁荣时期往往容易掩盖只有在危机时期才会出现的全球结构性问题，皮雷斯这样总结道。在危难时刻，国家及社会阶层都试图为自己寻求私利性的解决方案，这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20世纪30年代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崩盘后发生的“汇率战争”就是证明。国际协调的缺失易引发自私、民族主义和战争。不幸的是，人类总是难以从历史的错误中及时吸取教训。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面对问题，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落入本可避免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