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西安6月23日电 （记者陆航 实习记者赵立凡）6月22日，由陕西师范大学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首届科学技术与社会协同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

　　近年来，新兴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呼之欲出，这种情形将引发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治理方式和国家竞争方式的深刻变革。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许宁表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既要关切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成果，又要善于把这些成果运用到哲学理论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当中去。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带来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同时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带来了重大的挑战。聚焦新兴技术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同时也为高校破解学科统筹和发展的难题提供了有力的经验和思路。

　　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形成了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共生的典型现象，且愈演愈烈。20世纪80年代，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共生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主题。据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尚智丛介绍，2004年有学者提出共生的理论框架，认为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共同生产的，知识生产的模式和社会秩序是同时发生且相互影响的，并提出组成性与互动性两种共生模型，以及共生过程的四个核心概念。该理论得到了当代众多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的认可与关注，成为深入解释当代知识社会、知识经济和知识政治等现象的有效理论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伯鲁表示，不受社会文化规范约束的技术研发冲动是危险的，而强势的社会文化规约又会扼制技术研发冲动。因此，在技术研发冲动与社会文化规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是化解这一矛盾的现实路径或可行方案。高新技术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条路径、方法及其规约都是有限的，应当寻找高新技术功效与风险之间的平衡点，促使高新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