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举行“下一次经济衰退”研讨会。与会专家共同分析讨论了美国应对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及“大衰退”的效果、取得的经验教训、可能引发下一次危机和衰退的因素，以及可行的防备措施和需要着力改进的领域。

　　传统货币政策对刺激增长效果有限

　　经济政策研究所主席西娅·M.李（Thea M. Lee）谈到，虽然目前尚无法确定下一次经济衰退会在何时发生，但是必须评估美国应对最近一次衰退的有效性，并思考如何消除政策上的拖延和阻碍。在应对“大衰退”的过程中，美国出现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误，其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将劳动者视作美国经济的最大危险，担心他们会权利过大、地位过高、从某些经济恢复措施中受益过多。然而，现今美国经济的最大威胁是普通劳动者与富裕阶层之间巨大的力量差距，这是总结上一次危机、预防下一次危机所需的认识框架。

　　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乔什·拜文斯（Josh Bivens）表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对下一次衰退的防备很不充分，原因是缺少实施经济刺激的财政和货币空间。他认同这个结论，但不认同其理据。所谓缺乏财政空间的依据是，目前联邦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是“大衰退”前的2倍多，但这种估量方法是基于过去的支出和税收决策而进行“回头看”，所以准确度较低。更合理的方法是，考察美国相对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预期财政赤字或预期税收负担。如果用“向前看”的方法估量，美国并不缺少财政空间，而市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当前利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市场依然愿意持有公债。所谓缺乏货币空间的依据是短期利率较低，但过去的衰退表明，传统货币政策对于抵御衰退、刺激增长，效果很有限。

　　在拜文斯看来，美国可能走向下一次衰退的主要原因在政治和思维方面。第一，总需求增长受到“结构性拖累”，其中最大的一个“拖累”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居高；另一个“拖累”是通胀目标设定太低。第二，如果不能适当限制金融业的力量，美国对下一次衰退的抵御能力会被削弱。美国应对“大衰退”措施的一个特征是，用于缓解普通居民家庭压力的政策和用于帮助金融业渡过危机的政策力度不对称。自2007年8月起，美联储推出了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空前规模的计划并取得成效，但这也削弱了应确保整体复苏而不只是银行业复苏的紧迫意识。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策制定者过度聚焦于保证银行的偿付能力，忽视了对金融业政治影响力的约束。如果新一轮危机来袭，金融机构仍有可能提前争抢到援助。因此，下一次衰退来袭时，政府应将扶持普通居民家庭作为一个重点。第三，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助于快速结束衰退、恢复就业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已经很多，但这些理论和经验证据尚未充分渗透到政策制定者的头脑中。相反，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令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预算赤字在何时何地都是不好的。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对本报记者说，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及“大衰退”对美国的冲击力度，这部分是因为人们不切实际地希望当美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其他经济体能支撑美国渡过难关。然而，这次危机的起因和影响都是全球性的，许多国家和美国一样陷入困境。这次危机提示我们，这个世界是高度互联的，如果全球经济不健康，美国经济下行乃至“一起坠落”的风险将大大增加。因此，当前美国需谨防外部因素成为本国下一次经济衰退的诱因。

　　不平等可能诱发下一次危机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约翰·格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达里克·汉密尔顿（Darrick Hamilton）表示，“大衰退”是一次被错过的机遇。虽然美国经济已经好转，但上层阶级掌握着过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情况未得到根本改变，种族财富差距尤其显著。经济危机对包括非裔在内的脆弱人群的冲击格外强烈。虽然人们常说教育是“平等助推器”，但它并非“万能药”。据汉密尔顿等人的研究，许多拥有本科学位的非裔家庭财富甚至少于没有高中学位的白人家庭。按照“种族+受教育程度”的组合划分，“大衰退”后，高学历非裔人口是所有组合中房屋所有权损失率最高的，而房屋所有权是衡量居民财富的一个关键指标。

　　在过去几十年里，无论是经济衰退期还是增长期，生产率提高给美国带来的收益几乎全部流向资本家和中上收入阶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接近停滞，而高收入者中白人占大多数。另外，白人内部也只是少数精英享有巨额财富和政治话语权，广大工薪阶层生活境遇下滑，身心健康状况恶化，感到被忽视和遗忘。因此，消除不平等需要跨种族的联合努力，白人主导阶层必须放弃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身份特权。

　　汉密尔顿告诉本报记者，现在美国公众对政府信心不足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感到自己的声音未得到倾听和重视，拥有良好想法的人不一定有机会提出意见、对策，而且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过大。政府有三项核心职责：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度，实现社会包容，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汉密尔顿建议，将最近一次衰退和复苏作为发起新一轮社会运动的一个契机，这次社会运动应以道德为基石，关注机会平等和社会向上流动渠道畅通，大胆破除不公正的种族、经济或政治身份优势。好消息是变化正在发生，如今美国年轻人已不再满足于一心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发展模式，他们正在重新定义“经济福利”，使其增加道德、可持续、人道主义的维度。

　　美国智库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执行主任、首席经济学家海瑟·鲍什伊（Heather Boushey）表示，不平等是妨碍经济稳定、加重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在其文章中提出，如果将不平等作为变量加入经济预测模型之中，短期预测结果不会变化，但从长期来看，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将升高。政治学研究和实例表明，经济不平等加剧，同时是政治极化的原因和结果，两个现象互相作用，使政府更难应付经济危机。如同拜文斯所言，不平等问题未得到解决，将使得防范和应对下一次衰退的难度比人们以为的高得多。

　　鲍什伊介绍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乔纳森·D. 奥斯特里（Jonathan D. Ostry）与该机构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在他们合著的新书《面对不平等：如何选择包容性增长》中表示，极富者与其他人之间的财富差距扩大，常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意外结果或必须接受的现实。但事实上，不平等程度取决于政府选择怎样的政策。例如，是否允许资本畅通无阻地跨国流动、实行何种程度的财政紧缩、在多大程度上放宽市场管制。过去三四十年间，美国政治家们选择拉动经济增长，因而也对不平等上升负有大部分责任。而且，从世界各国的数据来看，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或国家经济增长期越短，经济稳定性越差。

　　（本报华盛顿4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