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始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毫无疑问具有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因应新的发展状况以重新显现其生命力的自我意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哈贝马斯通过将自己创建的交往理论植入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重建论路向，并未如其重建理念所要达至的更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未尽潜能这一目标。

　　作为“历史”的唯物主义

　　与众多颇具代表性的理论家一样，哈贝马斯将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蕴含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按照这样的理解，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和能动要素，也是唯一固定并充当合法性基础的要素。由此，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失去哲学本有的反思批判意识，对生产力的强调缺少规范基础。他断言，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承诺有规律的科学的描述性的要求，而似乎应该是‘批判的’社会理论”。当历史唯物主义不再试图做出自然主义解释，从而寻求实证科学的客观结果时，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摆脱科学主义而成为真正的“历史的”哲学。哈贝马斯极力规避黑格尔对历史的逻辑化理解，而将历史理解为感性主体的现实创造过程。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学习机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除生产力外，规范结构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对社会进化亦提供重要动力。所以，所谓“历史”和“唯物”，在以社会进化为理论取向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应作此理解：所谓历史的，应该在历史时间中用发展逻辑重现所有可能的历史发展动力；而所谓唯物的，则需要考虑生产以及再生产领域中规范要素对社会进步的影响。

　　随着其理论成熟之作《交往行动理论》的完成，哈贝马斯将交往理论作为其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存在之根，语言沟通必然允诺一定的、不可避免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等。生产力指向真实性要求，他把社会发展建立在技术的知识和组织的技术，即“限制在生产力领域中”，但经由资本主义抽象化理解的现代社会的进步除生产力领域外，还包括道德进步、法律进步、制度进步等规范要素，也即宽泛意义上的文化领域的进步，而“文化在向新的发展水平过渡时似乎发挥着一种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迄今所认为的还要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以规范结构的发展，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受其影响者的集体同一性达成作为判定标准的，其发挥着被马克思忽视的社会进化起搏器的重要作用。

　　基于手段的工具理性

　　承继马克斯·韦伯对社会合理化的分析，哈贝马斯认为应该从行为角度分析生产力发展和规范结构发展这个社会进化的双向命题。社会合理化在两个理性方向上展开，一个是基于手段和手段之选择的工具理性行为，另一个则是以相互之间共识为目的的交往理性行为。前者以金钱和权力作为媒介，尤其与马克思所言的生产力提高密切相关，它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及应用。但是，随着对这一问题的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具有了异化色彩，并在某种层面上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尔库塞正是在这个路向上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此影响的人界定为单向度的人，从而赋予科学技术以宰制、统治意向的意识形态属性。当然，作为科学技术的积极拥护者，哈贝马斯并不认同马尔库塞的看法，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上的作用无可替代，它本身就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正确的路向应该是基于重建论视角重现科学技术的重要潜能。

　　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概念引入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并建议从系统和生活世界双重视角理解现代社会的社会整合。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矫正，其哲学基础则在于交往理性独有的主体间性功能。具体来说，基于重建论视角的交往理性为科学技术的非意识形态论提供以下三方面的引导：第一，为科学技术提供有效性基础。科学技术进步并不简单基于指向宰制的工具理性，而是受交往理性真理有效性要求的先验论约束，真理诉求则通过交往有效性要求得以保障。第二，科学技术基于交往理性也可以防止对其进行形而上学理解。科学技术不仅具有征服自然的作用，而且是人类群体进化过程中自我独立和自我超越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交往理性为科学技术提供规范制约。交往理性的语言沟通基础基于一个假设状态的无压制、无强迫，即不受金钱、权力规导的“理想言语环境”之制约，从而在根基处为其提供道德法律的制度约束，为其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物的交往与人的交往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论构想有着维护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动机，一方面他试图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扫清哲学障碍。但是当其试图用自己的交往理论补充历史唯物主义时，这种重建又是不成功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论构思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择其两点讨论如下。

　　一方面，关于重建论理念。当哈贝马斯用重建论重构唯物主义时，其目标是明确的，即该理论适于重建之前提在于它仍有未尽潜能，只是因为时代条件的转变导致不能在当下更好适应时代要求，经过重建以期将其深刻的思想资源重新挖掘出来。这一重建论进路依然是康德批判哲学的路向，但以此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缺少哲学批判意识则未免过于武断。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除了提供一种解释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之外——哈贝马斯所说的自然主义解释，其更重要的是革命性地批判资本主义并为未来社会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缺少哲学的批判反思意识。而哈贝马斯用交往理论改造历史唯物主义，交往理论并不是作为补充或重新连接被重建论拆开的各种理论加以应用，而是直接用交往行为理论代替了历史唯物主义。换言之，哈贝马斯建立了一种有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分析模式的新模式，历史唯物主义充当了其构建理论的过渡者角色。

　　另一方面，关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哈贝马斯显然受萨特影响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人本主义解释。之所以作此理解，在于哈贝马斯意识到异化问题的存在，并试图去解构各种异化现象。但哈贝马斯似乎忘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现象不仅有物的异化，也包括社会关系的异化。交往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也具有远比哈贝马斯所认为的更为宽泛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仅有劳动一个侧度，也包含哈贝马斯所说的相互作用侧度，如其所言：“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哈贝马斯为了给交往理性让路，仅将人与物的交往即工具理性行为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资本积累和无规范意识作为批判对象，这显然歪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意。而且，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建立在跟交往行为理论一样的语言沟通有效性要求上，同样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理论后期的发展尤其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