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焦虑是一种人格特质维度，它是指在社交互动或表现情境中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担忧或恐惧。在社交焦虑轻微的情境下，这个词通常被认为是害羞的同义词，轻微社交焦虑可能在建立社会关系时是适应的。但是，如果焦虑持续且过度，社交焦虑就会干扰人们的日常功能，并导致明显的痛苦，那么这些人之后可能会被诊断为精神障碍，如社交恐惧症（SAD）或更慢性、更普遍的回避型人格障碍。社交焦虑症是一种慢性的精神疾病，与低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素养、显著的社会认知损害和人际损害以及严重的精神和医学共病有关。患有社交焦虑症的人表现出许多负面的人际行为，包括人际依赖、冲突回避和情感回避，这些行为致使其人际关系薄弱，最终导致社会孤立。考虑到与社交焦虑症相关的社会和人际损害程度及长期性，有必要了解其潜在的社会认知机制。社交和人际关系成功的关键是拥有“读心”（mindreading）能力，能够准确推断他人信仰、意图、欲望和情感的能力，即拥有“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读心”能力不仅使社交成为可能，而且让人们在社交生活中更成功、更受欢迎。

　　研究表明，儿童期良好的“读心”能力与社会能力、社交视角采择能力、亲社会行为和学业成功有关。“读心”能力的缺陷则被证明与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和青春期的边缘特征有关。这些发现表明，“读心”能力较弱的人对他们可以从其他人那里期待什么的理解较少，面对复杂社会情况的适应能力也较差。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由于早期与父母和其他照顾者的社会互动，儿童在婴儿期就能够理解他人并将他人视为具有独立心理活动的人。婴儿期的内隐“读心”能力，如有意交流、对意图和愿望的非语言理解，比儿童时期的“读心”能力更重要。由于语言习得，儿童在四岁时获得了外显的“读心”能力，能够从使用和理解语言的内心状态来预测和解释他人的行为。按时间顺序的话，“读心”能力的发展先于社交焦虑症的发病。因此，儿童早期“读心”能力水平较低，可能会导致较少的社会适应方式，更多的负面社会经历（如忽视、拒绝），更少的社会自信心，以及可能更高的回避和社交焦虑水平。与此同时，也应该考虑社交焦虑对“读心”能力的影响。社交回避会阻碍或限制社会经验，从而阻碍儿童社会理解能力的发展。焦虑的人可能过于专注于害怕、控制和回避自己的焦虑想法和感觉，对他人的心理状态关注较少，因此也就不太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

　　几项研究指出，“读心”能力和社交焦虑之间存在关联。奥图（O’Toole）等人的元分析研究表明，社交焦虑水平较高或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识别情绪的能力较差，而情绪识别是“读心”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奥图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交焦虑水平高的6—11岁儿童具有更高水平的负面情绪（即自责倾向和低自尊），他们在社交情境中的情绪、意图和信念的理解方面也存在缺陷。缪里斯（Muris）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4—9岁的儿童中，低水平的“读心”能力与在表演情境中以及与同龄人和成年人互动时更受抑制的行为有关。然而，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类似的程序却未能发现这种关系。比如，科隆内（Colonnesi）的研究发现，在4—9岁儿童中，错误信念理解与其社交焦虑水平无相关性；还有研究报告显示，“读心”能力没有预测4—9岁儿童的社交焦虑轨迹。国内学者王皓探讨了不同年龄青少年社交焦虑水平和“读心”能力的关系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不同社交焦虑水平的个体在“读心”能力认知成分上不存在差异，社交焦虑水平较低的个体中，对负性信息表现出注意偏向的个体比其在正性情绪推理上的表现更好。

　　“读心”能力与社交焦虑的关系目前尚没有统一的结论，其原因可能在于：第一，没有对一些协变量进行严格控制，比如在社交焦虑的界定中，是否把社交焦虑与焦虑症分开，是否在有社交焦虑的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症状，比如恐怖症、抑郁症等，这都需要进行严格控制。第二，影响“读心”能力的因素没有得到全面控制，比如年龄、性别等，目前的研究有对一些变量进行控制但还不够全面。比如，阿雷拉（Ariella）等人在研究高社交焦虑个体的“读心”能力时，对焦虑症、恐怖症、抑郁症、压力进行了控制，但还有一些变量也要控制，比如智力、家庭经济状况等。第三，“读心”能力与社交焦虑之间可能存在一些没有被发现的影响因素。未来研究不仅要对协变量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还要探索其他影响二者关系的因素。

　　目前，大部分研究在测量社交焦虑时多使用一些自我报告社交焦虑量表进行界定，比如芬斯坦（Feingstein）等人编制的社交焦虑量表、利里（Leary）编制的交往焦虑量表等。在自我报告中，有的儿童因为一些原因不会报告真实情况或者在一些不确定的选项中随意选择，所以应该使用多种测量方法对社交焦虑进行测量。对于“读心”能力的测量，塔尔哈（Talha）使用读眼识心任务来测量“读心”能力，结果显示，“读心”能力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关系。克里斯蒂娜（Cristina）面试评估了3—12岁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这项测试包括14个短小的插图故事，孩子们必须回答36个问题，通过问题评估不同水平的“读心”能力，结果与上述研究相悖。相关脑成像研究也表明，社交焦虑个体和正常个体在神经活动上的主要差异集中在与情绪加工有关的脑区。这提示我们，社交焦虑个体在“读心”能力不同成分上的表现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主要体现在“读心”能力的情感成分上。而在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并没有区分认知评估电影任务和“读心”能力故事任务中的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这很有可能是导致研究结果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在未来的“读心”能力测量中，可以将评估不同成分的“读心”能力任务结合起来进行测量，比如错误信念任务（测量认知方面的“读心”能力）、读眼识心任务（测量情感方面的“读心”能力）等；除了“读心”能力的不同成分，也可以考虑评估“读心”能力的过程，比如“读心”能力理解、推理等。

　　在个体不同发展阶段中，“读心”能力和社交焦虑的关系模式也可能存在不同，而现有的研究在青春期中后期的个体（14—17岁）这一发展阶段上存在“断层”。有关儿童的研究多关注于儿童恐惧内容的变化与认知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对象的年龄一般偏小，大多集中在4—13岁之间；而成人研究一般在大学生中招募被试，通常也不会涉及这一年龄层的被试。因此，未来的研究不仅要弥补青春期中后期这一以往研究的“断层”，也要在更加分散的年龄范围内评估“读心”能力与社交焦虑的关联，以进一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心理理论对儿童隐喻理解的影响及其提升研究”（20YJCZH03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新兴交叉学科重大扶持项目“他心直接感知的神经哲学基础与实验研究”（21XXJC05ZD）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大脑、心智与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