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指挥理论是指挥员作战指挥艺术与理念的集中体现。在现代信息化战场环境中，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对战争影响越来越深，但作战指挥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随着现代战争样式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国家安全战略、科学技术发展、信息化的作战指挥手段等对各个国家作战指挥理论发展影响越来越深，理论的实现途径和创新发展有了新的特点，世界各国在作战指挥理论研究上各有特色，对我军作战指挥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理论研究基于诸多因素变化

　　基于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影响着国家的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变化，军队的作战指挥理论也会随着国防政策和军事作战方针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推行“重振美国领导”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和“印太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美国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做出相应调整，其军队指导思想从“基于能力”向“基于威胁”转变，从而产生出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理论和概念，如美军在2006年左右删除联合作战构想，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务战略、国家军事战略、战略计划指南等战略文件，主要突出用战略指导联合作战概念，其“空海一体战概念”和“联合作战进入概念”，就是为着力应对“反进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印度独立后，印军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其军事战略经历了五次重大调整，分别为有限进攻、消极防御、攻势防御、有效威慑防御、可靠威慑。目前，印军作战理论体系主要由“两大理论基石”（冷启动和两线作战理论）和“四个实战理论”（空地一体作战、高海拔山地作战、战区联合作战、“轴心—卫星”防御战）组成。

　　基于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科技发展成果是作战指挥理论的物质条件，每一次科技进步，不仅影响战争形态的改变，更对作战指挥理论产生重大影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他们便立刻几乎强制性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随着空间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先进航天器技术不断成熟且用于作战目的，美军逐步将航天作战由空间作战支援行动上升为作战行动。主持制定陆军新作战纲要的美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上将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强调空间作战。”随着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信息系统不断发展，如美军全球指挥控制系统（GCCS）、国家军事指挥系统、21世纪部队旅和旅以下作战指挥系统等，也不断催生出美军诸多作战理论如“跨域协同战”“分布式杀伤”“敏捷作战”“多域作战”“马赛克战”等。

　　基于作战指挥环境。作战指挥环境是指挥者在遂行作战指挥任务时所处的周围情况和条件的总和。随着科技进步及其在作战指挥中的广泛应用，作战指挥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对作战指挥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美军参联会于2016年7月14日颁布了《联合作战指挥环境2035》，从“世界秩序、人口分布以及科技与工程领域”分析预测了未来作战环境，从意识形态领域、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网络空间领域、热点地区等方面分析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美军认为未来作战环境面临着“反进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对美军所谓的“行动自由”的限制以及自身海外力量不断缩减、太空和网络空间竞争日益激烈等挑战。另外，美军还特别关注作战进入问题的研究，提出“联合作战进入”等概念，推动联合作战指挥理论发展。

　　理论实践需要由软硬环境支撑

　　清晰的权责体系有助于形成作战指挥理论实践的机制路径。理论产生于人的思想，理论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作战指挥理论指导和服务于联合作战实践，其理论价值主要通过作战概念的开发和形成可行的作战条令，在联合作战指挥中得到具体体现。联合作战指挥实践活动需要有权责清晰的专门机构组织实施。如美军开发联合作战概念和制定联合作战条令的机构就包括国防部长办公厅、参联会主席、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联合参谋部、联合部队司令部、作战司令部、职能司令部等。2011年联合部队司令部撤编后，发展联合作战理论的职责由联合参谋部作战计划与联合部队发展部担任。如今，主要由参联会主席负责发布和编写联合作战概念和联合条令的指令，由联合参谋部作战计划与联合部队发展部（J7）负责管理编写工作，由作战司令部、职能司令部和军种相关部门负责具体编写，这些部门权责明确，协调一致地推动联合作战概念和联合作战条令滚动发展。

　　信息化作战指挥手段是理论实践的“硬平台”。作战指挥手段是在作战指挥活动中指挥员所使用的各种装备、器材及措施的统称。作战指挥手段是将作战指挥理论应用于作战指挥实践活动的必备条件。20世纪80年代，美军提出“空地一体战”“纵深攻击”等作战理论，这些理论通过美军具有多军种互通性的C3I系统得以实现。随着信息化指挥手段不断发展并用于作战指挥，特别是“人—机”自动化手段的运用，如美军C4ISR系统不断完善和性能增强，逐步将杀伤和摧毁（Kill）能力嵌入C4ISR中，形成C4KISR系统，为美军运用“空地海天联合作战”概念、“全球一体化作战”概念、“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作战”概念、“分布式杀伤”概念等提供平台条件。

　　标准化体系是联合作战指挥理论实践的“软环境”。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的实现，只有在标准化的作战指挥体系下，才能发挥最大的作战指挥效能。美军非常重视标准化建设。美军信息化建设的标准化纲要《联合技术体系架构（JTA）》，被称为美军信息系统建设的“建筑法”。1988年，美国防部长就在《加强国防部标准化—规范和标准是质量的基石》报告中指出：“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头号武器当属标准化。”2003年，《美军标准化改革最终报告》强调：“未来战争要成功，必须要靠标准。”相较我军而言，标准化建设可在术语规范、联合指挥程序、联合能力指标、联合技术体制等方面进行统一，为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提供“软环境”。

　　促进理论创新螺旋上升式发展

　　历史经验是作战指挥理论创新的“资源库”。作战指挥理论产生于战争，其创新发展也源于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车臣战争后，俄军通过总结以往战争历史经验的，加强了其对联合作战领域的理论建设，更加强调战略、战役、战术任务的一体化设计，以及作战样式的立体性。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军专门成立“联合经验总结小组”，对伊拉克战争军事行动进行总结，扭转了以军种为中心的作战观念，统一了一体化联合作战思想。

　　实践检验是作战指挥理论创新的“加速器”。外军作战指挥理论强调实用性，重视通过演练、演习、实战等方式检验新的作战理论，特别是美军，不仅通过实战直接检验和发展作战指挥理论，而且注重通过演习和模拟推演对作战指挥理论进行检验和论证。如其在推出“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后，先后组织了“英勇盾牌”“终极愤怒”“龙啸演习”等兵推模拟和实兵演习，促进了理论向作战能力的快速转化。俄军也通过收回克里米亚作战行动、叙利亚战争，成功检验了“混合战”的作战理论。

　　理论迭代创新是作战指挥理论创新发展的“阶梯”。理论迭代，也是理论的深化研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发展延伸现有理论，使理论创新呈现出螺旋向上的发展过程。美军很重视从基础上创新理论的研究方法，如通过海湾战争检验了“空海一体战”的作战理论，也为联合作战理论的研究提供实证支撑，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联合作战理论继续向前发展。科索沃战争中，美军通过对“五环目标”作战理论检验评估，继而提出“非接触”作战理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通过对“网络中心战”和“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实践和深入思考总结，颁布《网络中心战：创造决定性作战优势》《网络中心战实施纲要》等文件，促进了美军队转型，进一步提高“网络中心战”的能力。

　　（作者单位：77156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