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同国际秩序的演进密切相关。自二战以来，国际传播格局大致经历了以下嬗变：从美苏“两极”到“一超多强”，再到如今“多极化”初露端倪。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样引发全球国际传播格局不断变革。

　　国际传播格局朝着“多极化”趋势发展

　　有学者指出，世界秩序的多极化发展肇始于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国际传播格局虽然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方向保持总体一致，但就具体进程而言，存在一定的迟滞性。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与流通破除了贸易和地缘空间壁垒。发展中国家不断呼吁构建平等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但发达国家的综合力量依旧形塑着国际传播格局的基本态势。

　　数字经济以及互联网数字媒体的兴起，使得国际传播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多极化”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这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在国家内部，传媒产业格局在新媒体强势崛起的背景下出现多极化趋势；在国际上，各国依托本土传媒产业，在全球化、商业化、数字化的浪潮之下，逐步扩大本国的传播力、影响力。内部与外部的多极化相互叠加，使得各国政府、媒体、公众在国际互联网空间拥有了更加开放和多元的表达渠道。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传播格局虽然在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但其当前所呈现出的特点是“正在起步的多极化”，即介于“一超多强”与“多极化”格局之间的过渡阶段。美国及其传媒产业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仍旧处于“一超”的地位，但亚洲与欧洲国家的传媒产业正在逐步驱使国际传播格局从“多强”向“多极”发展。

　　影响当前国际传播格局的因素

　　影响当前国际传播格局的因素主要有五个层面。一是数字技术的影响。传播技术作为社会信息生产力，决定和形塑着作为社会信息生产关系的国际传播格局。互联网及其关联的一系列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全球的信息传播环境，对当下国际传播格局具有决定性影响。传统大众媒体时代，单向传播模式与“两极”“一超多强”的政治秩序与国际传播秩序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性。这是因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扮演着“传播者”角色，通过单向传播将自身的意识形态输送至作为被动“信息接收者”的发展中国家。传统传播模式本身存在不平等的客观局限性，使得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难以建立。而由于互联网自身就具备“去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存在建构平等传播关系的可能性，这就为推动国际传播格局多极化带来了物质技术层面的支持。

　　二是国家安全与主权层面的影响。技术层面的“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互联网信息空间的自由平等。国际互联网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其研发、诞生、应用、推广以及一系列基础协议，皆由美国主导。美国借此牢牢掌握住了网络资源的分配权力。美国于2007年启动的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电子监控项目，对世界各国的信息主权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也使得互联网空间安全成为继陆域、海域、空域以及太空之外的全球第五大空间安全问题。为了应对和解决这种安全威胁，世界各国积极开展互联网治理合作。摆脱网络空间一极独大格局，推动网络空间多极平衡发展已是必然。

　　三是文明间互动带来的影响。传播媒介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建构、发展、传播以及传承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哈罗德·英尼斯指出，媒介自身所具有的时空传播偏向，会对不同媒介环境下的国家、民族文明的形塑与发展产生影响。互联网是一种具有“空间极限下时间偏向”的传播媒介。在互联网时代，不同区域之间的文明不仅突破了地理空间的束缚，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而广泛的文明间交流与融合，同时也强化了不同区域文明自身建构与传承的能力，使得区域文明的核心价值得以巩固。这种“既开放又保守”的特点，使得互联网时代文明间冲突的深度和广度将会远远超过之前任何时代。文明的多样性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将推动国际传播格局走向多极化。

　　四是西方价值观念的反推式影响。内含“二元对立”价值的西方社会观念，加剧了当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内部以及国际社会间的分裂与冲突。虽然如身份认同等一系列社会思潮试图解构现代性所遗留的问题，但其本质仍旧是强调“差异”，而非“共识”，依旧延续着“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念。虽然内蕴“主—客二元对立”的主体性哲学在帮助人们发现自我、摆脱思想束缚、促进世界现代化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当这种哲学认识论应用到处理文明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便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对抗意识下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和国际关系思维。西方“二元对立”的言行，促使世界各国增强自身的国际传播力和国际话语权，反推国际传播格局走向多极化。

　　五是经济层面的影响。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国家必然会寻求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合理的地位。世界银行2020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GDP总量达到了87.75万亿美元，地区生产总值前三位分别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北美地区、欧洲与中亚地区。虽然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地位与经济影响力并不相符。以电影产业为例，美国好莱坞依旧是全球电影市场的引领者，中国、韩国、印度以及欧盟的电影工业仍处于追赶阶段。根据IMDb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7月，全球累积电影票房前20部电影中，美国电影公司参与了所有电影的制作。经济影响力与国际传播力之间的失衡，势必引起国家和地区之间新一轮的国际传播地位之争，这是国际传播格局朝向多极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下的中国之路

　　面对国际传播领域的变局，中国应当走出一条实现国际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

　　第一，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同于传统国际政治秩序“二元对立”的预设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理念是团结人类共同应对挑战的全球价值观。“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其实践形式，重在建构符合双、多边机制发展要求的国际合作新机制，将有利于国际秩序朝着更加自主、均衡、和平的方向发展，助推国际传播格局迈向“多极化”。

　　第二，加强文化与传媒产业合作。文化领域的沟通与合作是国际间合作关系的深层体现。这不仅能够深化彼此关系，消除文化层面的误解与冲突，更可为改善国家间关系提供一种和平有效的双向沟通渠道。媒体交流年、文化交流年等一系列传播领域的活动，为国际媒体合作提供了有效平台。

　　第三，借助互联网讲好中国故事。互联网信息社会中，人人都是文化的建构者、传播者、传承者以及故事的讲述者。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中华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倡导与政策支持，更需要激活海内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充分利用新媒介的技术优势传播中华文化。

　　总之，迈向“多极化”国际传播格局已是大势所趋。当下国际政治虽然在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是“一超多强”政治秩序的影响力依旧存在，权力的去中心化与下沉需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来推行。国际传播格局的“多极化”发展，甚至在未来实现国际传播格局的“扁平化”发展，需要一系列科技、政治、经济、文化的合力影响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作为新格局的重要推动者之一，须从思想理念、国际合作以及自身文化建设与传承方面做出规划，适应媒介技术与国际环境的变化趋势，逐步提升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提升中国在多极化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主动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俄媒体交流、战略传播与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16ZDA2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