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广泛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或将在未来改变人们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模式，这种局面将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心理学界围绕疫情与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开展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研究，为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效能、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凸显出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体的心理反应

　　新冠肺炎疫情在给民众生命健康带来威胁的同时，更导致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人们长时间处于应激状态，表现出特殊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其中，对个体心理层面的最直接冲击是恐慌、焦虑、担忧等消极情绪以及相关的躯体化症状。大量研究考察了民众消极情绪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可能的纾解方案。从空间上来看，民众对风险严重程度的认知和焦虑情绪存在“涟漪效应”，即疫情严重地区的民众情绪问题比起其他地区也更严重；从时间上来看，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也逐渐转好，但是对疫情本身的焦虑逐渐转向对家庭关系、经济生活状况和未来发展的焦虑。个体因素中，对疫情的关注虽然会引发更多消极情绪，但对政府的信任可以增强对抗疫成功的信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的恐慌和焦虑。环境因素中，疫情信息、谣言都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但社会规范的明确性和执行力可以缓解民众的负面情绪。焦虑和恐慌还会进一步催生盲目抢购等非理性行为，比如国内民众排队购买双黄连口服液、美国民众囤积日用品等，背后的心理机制也是一种对灾难的适应性行为：既是由于稀缺心态的激活，也是对于控制感丧失的一种补偿。研究还发现，适度的焦虑等消极情绪可以提升个体对防疫措施的支持度，促进保持社交距离等积极的防疫行为，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利他、捐赠等亲社会行为。

　　由于当前国外疫情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各地偶发性的新冠肺炎病例仍然持续给民众带来心理压力，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及媒体如何通过更积极有效的沟通框架来传递事件信息，在将民众恐慌控制在较低水平的同时，促进对防疫措施的支持和积极的预防行为。此外，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关注收入下降、就业受阻等社会生活问题给个体心理带来的影响。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心理援助和行为助推作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时间长、空间跨度大，给患者及家属、一线医务工作者甚至普通民众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尽管存在广泛的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的需求，但传统的面对面心理咨询模式难以开展，因此，心理学工作者在实践中探索了心理援助的新形式和新思路，采取多技术融合的心理评估与干预，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首先，通过广泛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科普，利用互联网平台、媒体和书籍等，帮助民众树立对心理应激反应的正确认识。其次，借助网络和电话开展的心理咨询热线成为心理服务的主要形式，针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家庭、个人生活等困扰，为更大范围内的普通民众提供了心理支持。但同时这种形式对援助者的专业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疫情的不同阶段，求助对象和问题均有所不同，必须有针对性地采用解释指导、应对策略指导、认知行为干预疗法等不同的咨询技术。此外，心理学界还与工业界合作，将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新兴科技与心理干预技术相结合，研制出情绪检测手环、线上自助心理服务系统等，以提供更加及时广泛的心理援助服务。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常态化，心理援助也转为常态化的心理健康服务，未来要进一步关注民众心理服务需求与心理学界服务资源之间如何实现精准对接、线上服务与线下咨询如何有效结合、新的心理援助形式效果如何评估等问题，还需要基于经验总结提炼出重大突发事件下心理援助与危机干预的模式。同时，重视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将心理干预纳入应急管理体制中，更好地发挥心理学在灾难预防、危机干预和灾后恢复中的积极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成效，不仅取决于政府部门所制定的政策和措施，还依赖于民众是否积极配合并采取有效的防护行为（如正确佩戴口罩、居家隔离等）。对于如何促进民众做出更合理的健康防疫行为，行为助推（nudge）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行为助推是指通过重塑人们的行为决策情境来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其应用在健康、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领域已卓有成效。它可以通过改变影响防护行为的因素和决策情境，以成本较低而效果更优的方式来引导个体的行为，从而提升疫情期间的治理效率，比如设计简单可行的防护指南、采用主动性的选择框架、为日常需要提供可替代方案等措施。国外研究发现，向被试呈现典型的受害者形象并且引导被试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可以提高个体遵循防护指南的意愿。从政策执行角度，也有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典型的惩戒型防疫政策，助推型防疫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引导个体的政策遵循行为。需要强调的是，行为助推与行政政策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将助推与法律、政策手段相结合才能帮助政府部门做出最佳决策。助推在我国的应用经验还不多，如何在政策执行中更好地应用行为助推策略仍然需要更多的探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心理特征和机制

　　个体的应激心理反应又会带来衍生效应，影响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心理学的如下研究注重探明其背后的心理机制，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启示。第一，聚焦公众舆论中的负性社会情绪。由于负性偏向效应，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负性信息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传递中的记忆和存活率也更高，民众更倾向于将模糊事件进行负性解读和传递，进一步激化危机事件的社会情绪。第二，关注阴谋论与谣言的传播。在面临有严重后果的危机事件时，如果未能及时获取到充分的事件信息，民众的不确定感会加剧认知闭合的心理需求，即寻求某种简单清晰的解释，使得人们更容易相信和传播谣言或阴谋论，这会进一步导致对外群体的敌意和偏见等不良后果。第三，重视群际关系问题。疫情期间，国外针对华人群体的群际歧视现象等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研究发现，恐惧和感知到的威胁程度越高，人们对外群体的宽容度就会越低。具体而言，个体对陌生人的“信息不足”、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以及社会中的心理氛围等，催生出了如过度回避、污名化、语言或行动暴力等歧视现象。当然，社会心理层面也存在积极现象，如疫情期间多个国家的研究都发现了“聚旗效应”，即民众在威胁情境中会有更强的系统合理化动机，表现为更加支持政府，政治信任也有所提升，特别是更加信任和支持与疫情应急管理相关的部门和组织。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冲恐慌情绪，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社会凝聚力，从而有利于政府抗疫措施的推进和执行。

　　对突发事件中民众的个体及社会心理机制的揭示，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基础。现实的需要给社会治理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心理学也必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心理建设研究”（20AZD08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