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性的文化研究热潮中，认知科学在其中扮演着日益活跃的角色。近20年来兴起的认知人类学文化研究取向，为我们更科学、更深入地理解人类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启发线索。

　　认知人类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成就

　　认知人类学的兴起得益于认知革命的兴盛。当许多人类学者和精神分析学家热衷于探讨文化与人格问题时，有些认知心理学者批评这种研究，“以脱离情境来处理动机和气质，缺乏对场景和环境的理解”。过于关注人格、个性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实际上难以进行观察学习和实践模仿。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或静止的，而是不断随着个体人格对其解释而改变。因此，通过人格与文化分析理论来说明跨文化现象是很难行得通的，需要对文化问题开展深入的认知过程与机制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心理学领域内认知革命的发生，人类学领域内认知人类学的研究也日渐成熟起来，其核心主张和重要成就主要反映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认知革命融入了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认知心理学迄今爆发过两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的“目标是发现并客观地描述人类与周围世界交流时所产生的意义，进而提出与意义生成过程相关的假设。其关注人类在描述和理解整个世界时所进行的符号行为，目的在于加速推动心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姊妹学科的携手发展”。然而这场革命之后却经历了技术化的发展走向，研究重心从“意义”转向了“信息”，从“意义的构成”转向对“信息的处理”。这场革命在不经意间偏离了其最初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第二次认知革命，则试图“还原人类认知的原貌”，集中倾向于解释同“意义构成”相关的认知。“意义的形成过程把人与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化研究也应围绕着意义来进行组织。这从本质上要求文化探讨与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历史甚至法律形成研究合力。这既是对认知主义的推动，也是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延续。新的认知革命关注人们如何获取世界的知识，如何组织这些知识，如何适应于人类必须生存其中的环境，如何运用置身其中的文化知识改变世界。文化认知的研究维度会使我们对人类文化实质问题的理解更臻完善。

　　第二，认知实验研究探讨人的认知思维方式。重视实验的方法研究人类的文化认知是当前西方认知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认知人类学倡导用多元化的方法去从事文化研究，既可以在实验室，也可以像人类学家一样去进行田野考察，或者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以及发展心理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布鲁纳等人开展的硬币实验、图形知觉和思维推理研究，使得心理学实验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有力地推进了认知发展的文化差异研究，改变了“文化”概念与基于实验室研究人类思维没有直接联系的历史。这些重视对人的高级认知过程探讨所取得的一系列积极成果，为后来的认知革命奠定了基础。美国心理学会前任主席津巴多等人指出，文化的观点可以被用在几乎每一个认知实验研究的题目上，如感知、情绪、思维、人格等问题，都可以“文化与某某”的方式纳入研究的视野。国际文化研究学者尼斯贝特出版的《人类的推理》一书，被誉为是从新的实验视角理解高级认知对文化影响作用问题的力作，有可能改写人类学与心理学深度交融历史的新篇章。

　　第三，认知叙事研究深度阐释文化心理现象。伴随着当今认知科学研究实证化、解释化的发展浪潮影响，认知人类学不仅在实验方面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而且在认知叙事研究的解释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受人类学家格尔兹“文化深描理论”的影响，认知人类学十分重视叙事研究方法在文化解释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他们在文化认知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叙事思维方式、过程等主要关键问题。强调文化提供给我们这一解释工具使得事物变得普通平常而且易于理解。人类的经验知觉以及记忆他们的过程是以叙事图式的运行方式来进行的。叙事图式已成为“民族心理学对世界的认识”的一部分，同时文化又汇成了“更大规模叙事的基础”。因此，需要把叙事研究作为理解人类认知过程的中心，把焦点汇聚在叙事和文化的联系上。

　　认知人类学还积极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研究方法，将文化研究推广到医疗、法律和学前教育等实践活动中。近十年来，认知学者布鲁纳及其研究团队以人类学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其中包括“启蒙学前教育计划”以及在非洲等地开展的人类学研究，这对于理解文化在学习与认知中的功能，特别是探讨文化实践的“接地气”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认知人类学文化研究的积极价值

　　认知人类学对于更科学化、更符合人类实际的研究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域。文化研究面临着两大发展任务：一是如何更科学地研究文化问题；二是如何更符合人类的真实面貌和行为。人类的文化现象是独特的，一方面，人是具有欲望、意图、目标和价值观的社会人，人们为生存而奋斗。从这个角度看，需要关注个人层面的心理行为问题。另一方面，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可以从客观的方法总结规律，获得有利的文化认知发展经验。当前在西方崛起的认知人类学重视从文化认知的科学角度，重点探讨文化的价值、意义、认知和思维叙事方式等重要问题，克服了传统人类学、精神分析过于偏重人格与文化领域的静态研究，从实验方法、解释深度等界面为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为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认知人类学的兴起促进了人类学与心理学的深度交融。在文化问题研究上，长期以来人类学与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冯特时代，民族心理学便成为“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人类的思维、信念、行为的心理学研究”。在二战以前，不少人类学家对心理学研究的兴趣由来已久，认为人类学是对人类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三个知识领域的综合，其中研究人类的心理、道德和智力特点是最为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出现了从心理人类学演进到心理文化学的发展轨迹。近年来，认知人类学通过对社会文化语境下意义建构的研究，在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

　　认知人类学为理解文化的全球化与命运共同体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文化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是当前文化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认知人类学者普遍强调，从文化的本质来看，人类文化存在着普遍性、共同性问题，不可能存在文化孤岛现象。他们赞同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观点，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的。在全球化时代，多元化、跨文化研究对于人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固守某种文化模式，过多地关注某一种文化也是片面的。人类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国家、民族地域文化虽然众多，却又能融合为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文化共同体，文化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人类文化具有全球性、共同性的内核，同时能够在差异中达成融合，在矛盾、冲突中实现逐步的适应。认知人类学者提出，需要研究“文化境脉与共同体图景”问题。最应当关注的是“民族心理学”，为人类“共同意识”做准备。文化作为意义系统，构成了一个文化社群所需要的某种共识，这既体现了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也形成了文化内部的理解程序。从文化、认知叙事和“共同意识”之间联系来看，认知人类学对我们积极认识理解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