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自述

　　《里斯本战略》与《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一）

　　我也会写些跟踪形势的文章，这在国际问题（或国外问题）研究机构是日常的工作。例如，欧盟在2000年发布的《里斯本战略》，我认真地阅读了几遍原文，自认为理解了其中的逻辑，就写了一篇评论《里斯本战略》的文章发表了，不仅发了中文的，而且还在新加坡发了英文的。但是，因为有些判断是推测的，所以一段时间里还是有些忐忑，生怕推断错误，贻笑大方。那段时间里，但凡有人讲《里斯本战略》，我就会本能地竖起耳朵来。有一次在澳门大学开会，来了一位葡萄牙的教授讲《里斯本战略》，我听到了熟悉的逻辑，那正是我的推断方法！而且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内情！茶歇的时候我问那位演讲人是否与《里斯本战略》的问世有关联，她笑着答道，“我就是起草人”。这位教授就是玛利亚·罗德里格斯（Maria Rodriguez），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葡萄牙总理期间，她担任葡萄牙的劳工部长，后来在普罗迪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期间，做过欧盟社会科学顾问团的团长，后来当了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社会民主党团的副主席。她关注的领域恰恰是欧盟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当时在澳门，我们也是相见恨晚，聊着聊着，我验证了过去对欧盟社会政策的很多判断，也了解了很多新的情况。茶歇过后，我俩谁也没有再回会场，而是一杯咖啡喝到中午。从那个时候起，我和玛利亚相约，如果我到布鲁塞尔一定告诉她，而她来北京一定联系我。我们继续有关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的话题。

　　玛利亚·罗德里格斯属于欧洲左翼精英人士，这些人往往都是支持或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建设的，而玛利亚更是能够为欧洲一体化事业废寝忘食的那种人。在葡萄牙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葡萄牙总理任命她为“欧洲事务夏尔巴”，办公室设在总理府内，专门向总理提供有关欧盟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直到葡萄牙卸任轮值主席国。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夏尔巴”。“夏尔巴”一词来自生活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夏尔巴人”，他们的生计就来自给远道而来的登山人带路，以免这些登山探险者因路况不熟而跌入山谷或遭遇其他危险。欧洲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身边都有“夏尔巴”，但这些“夏尔巴”并不一定是公职或专职，很多情况下是兼职。“夏尔巴”也分为不同的领域，例如默克尔有中国问题“夏尔巴”，也有全球治理问题“夏尔巴”、美国问题“夏尔巴”，等等。所以，所谓“夏尔巴”其实就是高级智囊。这些“夏尔巴”通常和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随时组织研究，并整合意见，提供给需要进行决策的领导人。玛利亚做过葡萄牙总理的欧洲事务“夏尔巴”，也应当是欧盟的社会政策事务“夏尔巴”，因此她是个真正的大忙人，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欧盟各个成员国之间穿梭，沟通欧盟的各种有关政策。

　　玛利亚视野十分广阔，思维逻辑大体是经济理性主义的，也是因循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玛利亚很少做学理研究，却十分擅长组织高层政策研究，将学界和决策联系起来，她的朋友圈大都是赞成欧洲联合的知识精英，她召集这些精英共同为欧洲联盟撰写战略发展报告，例如《里斯本战略》。欧盟宪法的修改版《里斯本条约》也是在她任葡萄牙总理“夏尔巴”时期通过的，可以想象她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努力去协调立场。经常与玛利亚讨论问题的欧洲学者包括荷兰教授安东·海默瑞克（Anton Hemerijck）、瑞典教授蔡特林（Jonathan Zeitlin），还有丹麦人艾斯宾-安德森（Esping-Andersen）、德国社民党的托马斯·迈尔（Tomas Mayer）等人，他们都是关注社会福利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的思想引领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蔡特林其实是美国人，欧洲的社会科学界和美国的社会科学界也是通的。常有美国教授在欧洲高校任教，也常有欧洲人到美国高校或智库任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智囊在思想方法上和我就学的布兰代斯大学的海勒学院的教授们十分相近，我从百瑞·弗里德曼，还有保尔·皮尔森那里学到的方法在和欧洲社会政策专家的交流中都能用得上。由于玛利亚的学术朋友圈也是欧盟战略和政策的策划群，因此跟踪他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欧盟的政策前沿。

　　与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交往，加上过去读过的书和做过的调研，串起来就形成了我理解欧盟社会政策的一条比较完整的逻辑链条，这个链条与福利国家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态有关。福利国家意味着国家对工业社会担负保护与实施管理的责任，而福利国家的国民则通过缴费或纳税获得享受保护的权利。福利国家之间存在结构、机制、方法和保障水平的差别，这是因为它们的国情和社会认同有区别，所以这些国家提供的保障和福利必须，也只能是，以疆土国家为边界，用边界来维护某种特殊性。冷战结束以后，疆土国家的边界被多重打破，福利国家内部曾经达成的社会和谐、价值认同及利益协调等受到冲击，资本力量开始跨出国门，在更大的疆域内寻找发展的机会。扩大的市场和有限的国家福利之间的矛盾就是当代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音。

　　我曾经多次重复，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宗旨是帮助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在成员国之间更加自由地流动，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逐步提高。随着“四大自由”的推进，欧盟的国家边界应当越来越模糊，一体化应当在社会领域产生“溢出效应”。但是，欧洲联合的设计者们尝试过多个领域的联合措施，包括建立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甚至协议建立军事共同体，但是却没有认真地设计过福利共同体。欧共体的社会宪章（1961）提倡的公民的社会权利只包含一些对于工业化社会来说最基本的原则，例如公平就业、劳动者的信息权、改善工作环境和老年人的社会保护等，这些都不触及社会再分配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欧共体和欧洲联盟被诟病为保护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缺乏政治统治力和行政执行力，又没有民族认同的欧洲联盟怎么可能获得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税费的能力呢？所以说，欧盟的市场虽然统一了，但是国家机器却没有统一；国家的经济权力让渡了，政治和社会权力仍然操纵在民族国家手里。欧洲共同体是统一的经济体，辅之以福利国家的组合，而不是超国家的福利体。欧盟的大市场发展越快，优质资源向欧盟层面的转移越快，发展越不平衡，给成员国造成的社会福利压力也就越大。经济和社会的日益脱节是欧洲联盟的根本矛盾，能否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学议题。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周弘：在“茶”与“咖啡”之间》，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