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房东兰本达是一位值得敬重的长者，我重返美国后就一直住在她家，直到她去世。她自己承认，当她知道我有可能回美国完成学业的时候，就想方设法地安排我住在她家，因为她从认识我开始，就对我有一种喜爱和信任，这种喜爱和信任当然是双向的。我想在这里收录我为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中文版写的序言中的片段。

　　1985年的一个春日，我在波士顿住所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线的另一端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浓重的英国口音里透着年轻人才有的活泼：

　　“我叫兰本达，已经80多岁了，还想学习中文，请问愿意赐教吗？”

　　“当然！”我不仅愿意教，而且非常想结识这位对中国有兴趣的80多岁的求学者。

　　那次电话开始了我和兰本达教授之间历时5年的友谊。这5年中的前半年，我是兰本达的中文教师。此后，我回中国工作，她则在美国为山丹培黎学校募集捐款而奔忙。中间她到北京来，我们在胡梦玉教授家相聚畅谈过一晚。在最后的半年多里，我在波士顿兰本达家中和兰本达朝夕相处，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兰本达是个认真主动的学生。每次汉语基本练习之后，她总喜欢用不太流畅的中文讲述一段她在教育事业方面的求索经历：“我来自英国……英国的教育我不满意，就到了法国，也不满意……又到了瑞士，最后到了美国……”“你听说过工合运动吗？”“路易·艾黎，我支持他的事业。”“手脑合用？手脑并用？……也是我的意见。”与其说兰本达是我的学生，莫若说我是她的学生。从她那里我知道了教学需要考虑到轻松适学的环境和气氛，懂得了“探究—探讨教学法”，了解了美国左翼人士对中国的情感和对世界的看法，理解了兰本达和她晚年的朋友路易·艾黎等外国友人的毕生追求。我教过不少学习中文的学生，多数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全部都比兰本达年轻，但是教兰本达最轻松，因为她主动学习，因为她有那样多的话要用中文讲出来！

　　我记得，当时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的泪水一直都没有止住。到最后，我写道：

　　我曾经见到过有些教师，他们是课堂上的教师，兰本达则是生活中的教师，她并不经常对人讲授她那知名的教学法，而是喜欢向人提问，如果别人有问题请教她，她也不会告诉人“这般那般”，而是提问“一、二、三”，她的问题有些尖锐，可以为人开拓思路；有些问题很关键，可以让人感到柳暗花明；提问到了后来，要请教她的问题就不答自解了。

　　我曾经见过一些学者，他们是故作惊人之语的学者，有些在标新立异的基础上，还能自圆其说，自成一家。兰本达谈论学问，从来不像那些从理论又引发理论的学者，她总是先讲述前人的贡献，维果茨基的认知过程和路易·艾黎的手脑并用，再谈自己的工作和发现，既简明扼要，又条理清楚，全没有语出惊人的色彩。很多人以为，理论若不艰涩难懂，便不成其为高深，兰本达却还理论以质朴真实的本来面貌，使了解她的理论原则的人在生活实践中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它们。

　　我曾经遇到过许多人，他们很善于谈论“出以公心”。兰本达虽然不会唱利他主义的高调，但是她以86岁的高龄，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是为了个人盈利，不是为了子女的福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至今，那不懈的打字声似乎还在楼顶。

　　写到这里，我觉得意犹未尽，就又接着写：

　　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些人相识了又忘记了；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些人出现了又消失了。但是也有些人，听过他们的一席谈话，能让人感到刻骨铭心；和他们的短暂交往，能使人受益终生。兰本达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她留给我们的一切记忆，并不逝去，好似绿树常青。

　　合上电脑，兰本达似乎又活灵活现地站在我面前。这位有成就的教育家一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她的厨房里摆满了各种瓶装豆类——这就是她的主要食物，她的餐桌上堆满了报纸和文件——这同时又是她的办公桌。她的那部老式的打字机，总是发出不间断的打字声。兰本达的主要娱乐或休闲活动是在小院里沤肥、种菜，并愉快地让我们分享果实。她还会把嫣红的玫瑰花制成茶，当作口红，有时直接撕下多余的花瓣放在嘴里。看着我诧异的眼光，她会说：“难道你不知道这花是可以吃的吗？”每周，我先生会陪她去菜场购物一次，回来以后，她都会彬彬有礼地表示感谢。有时她会耐心地听我讲述我的专业，并常常给我以鼓励，她的提问总是充满智慧，能让我于回答问题之际把自己引入更高的境界或更深的思考，每每如此，我就能看到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里闪烁着灵动的光。

　　改革开放伊始，兰本达就于1979年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专家访问了中国，遇见了与她有类似追求的路易·艾黎，并深深地为之吸引。从此，兰本达把她的余生与路易·艾黎在中国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两位老人每次通过越洋电话之后，年逾八旬的兰本达都会将兴奋的心情带入更加辛勤的工作中。的确，抗战时期路易·艾黎在甘肃致力于用“手脑并用”的方式培养学生，这与兰本达的“探究—研讨教学法”是何等的不谋而合呀！是苍天有眼，让这两位为了共同信念和类似追求而在地球的两端各自顽强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十数年中有了相见恨晚的会面和隔海合作的机会。

　　兰本达对中国的教育不无担忧。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满堂灌”和过度追求分数的教育方式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很不利于中国孩子智能的发展。她反复说，能力才是获取真知的源泉，是挑战过时权威的工具。她说，一个很小的孩子在没有大人干预的情况下，有能力通过游戏得出很多有关分类、加减法甚至乘除法等复杂的规则，如果过早地用概念（例如乘法口诀）去干预这种能力的锻炼，那么孩子学到的就只是结论而不是得出结论的过程和方法。孩子从结论出发的思维方式会扼杀他们的探索精神、削弱他们的创造能力，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待人接物和社会观念，使得社会变得越来越缺乏活力。兰本达还欣喜地告诉我，她在中国的中小学科学教育界遇到了一些令她有理由对中国充满希望的教师，如胡梦玉和刘默耕老师，还有其他许多教师，他们并不墨守成规，而是为了中国自然教育的事业而努力地探索。

　　兰本达去世以后，我们得知，老人在遗嘱中说，“不能因为她的去世而使得她的两位中国留学生房客被迫搬家，要让他们安心读完学位”。于是，老人的律师和继承人安排将老人的旧砖房以我们能够承担得起的方式转给我们。这就是后来陆学艺和李培林老师到美国来看我们时见到的那幢红砖小房，也是我们接待过陈乐民和资中筠先生的地方。兰本达走后，这幢红砖小房成了当地中国留学生经常造访的去处。兰本达的菜地里种着非常好吃的西红柿，客人们会径直到菜地里吃够了西红柿再来按我们的门铃。我们在那幢小房里也接待过几批因为过重的学业和社会压力而产生家庭矛盾的中国留学生或他们的配偶，所以那里又成了中国留学生的“社会工作室”和“矛盾调解处”，那里还曾经是中国留学生的子女——“小小留学生”们经常聚会的地方。那幢“兰本达小屋”现在已不复存在，房子的新主人将砖房推倒，盖了一栋大房子用于出租。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港英政府的社会政策》，主要是研究英国政府曾经在中国香港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什么与英国本土的制度有所不同，香港现有的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所以要阅读英国殖民部的档案，主要是从CO129和CO537档案中寻找港英政府和英国殖民部之间有关如何处理香港社会问题的通信往来，时间跨度为1841—1940年。为了更好地理解英国在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中如何处理有关社会福利的事务，我还到广东去找了些晚清的县志来看，找到了一些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保护组织的原型，例如社仓、义仓、养救院、同乡会等。同乡会在华人海外移民组织和安置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港英政府并没有在香港直接扶持同乡会，而是通过封“太平绅士”等方式，鼓励华商以个人身份参与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福利事务管理。对于远道而来的英国统治者来说，热带瘟疫是巨大的安全隐患，要保证在香港的殖民统治，首先要解决公共卫生问题，阻止瘟疫流行。而港英政府并不想为此投入太多，所以就要依托华人社区来提供卫生和医疗服务，因此从根源上来讲，港英政府的社会政策没有什么利他和公益的成分。

　　1991年苏联解体，对于美国历史学界来说，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布兰代斯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纷纷前往苏联寻找历史档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要等他们回国，于是一直拖到1992年1月。“水石”教授告诉我，要准备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博士论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说明论文主题不明确，没有达到答辩的标准。他还说，不用紧张，因为每个答辩人都是自己论文的第一专家。后来我的学生博士论文答辩，我也事先这样提醒他们。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周弘：在“茶”与“咖啡”之间》，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