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是助力科学研究产出有价值的成果、提供应对经济社会挑战对策的重要方式。近日，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研究员巴勃罗·德埃斯特（Pablo D’Este）、香港大学地理系助理教授弗兰克·冯·德·伍登（Frank van der Wouden）、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奥马尔·阿尔-塔巴阿（Omar Al-Tabbaa）等学者分别在荷兰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旗下期刊《研究政策》发文，从跨学科合作、跨区域合作、产学合作三个角度阐述了各自团队有关科研合作研究的新发现。本报记者围绕上述话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跨学科合作成果社会可见性更高

　　当今社会，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不是单个学科就能解决的，需要开展有效的跨学科研究，以此推进新的科学发现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然而，尽管跨学科对科学研究本身的影响已得到较为充分的论证，但对社会层面的影响仍缺乏足够的实证。为了探究研究的跨学科性与其社会可见性之间的关系，德埃斯特等对由不同科研机构、不同科学领域的9541名科研人员构成的数据集进行了定量分析，透过替代计量学指标——新闻媒体、政策文件、社交媒体等对研究成果的提及情况，来衡量研究成果获得非学术受众关注的程度。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预测因素后，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更有可能成为社会可见性高的研究成果，两者具有较显著的相关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相互作用塑造了跨学科性和社会可见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跨越多个科学领域和领域之间差别较大时，这种正向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跨学科的优势随着研究活动中对多样化突出、关联性较弱的不同知识的整合而愈加凸显。

　　与以单个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相比，在需要调整问题架构时，跨学科研究使研究活动能够涵盖更广泛的观点、目标和优先事项，增强科研人员对不同情形进行批判性评估的能力，并帮助科研人员对合理性研究目标的构成及原因展开更系统的反思。在解决问题时，跨学科研究调动了来自不同科学领域的知识体系，扩大了备选行动方案的范畴，并提供了对方案意涵的更优理解，有利于提高科研人员的效能，寻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应对复杂的社会挑战、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中，如能囊括更广泛、更异质领域的研究，寻求新的问题架构和替代性解决方案的机遇空间也将得到拓展。将多个不同的科学领域联合起来，能使科学研究与社会更相关并为社会所关注。

　　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呼吁科研人员证明其研究兼具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的声音日益强烈。德埃斯特等谈道，他们的研究在政策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首先，用于衡量社会可见性的定量指标可以对侧重定性方法的评价系统进行补充，以追踪非学术场景中对特定研究成果的提及，可更好地评估研究的社会影响。其次，该研究主张在考察跨学科研究影响的同时，应考虑科研人员个人和研究团队两个层面。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科研人员持续合作的研究环境，可以使各相关方更便利地从知识重组中受益，从而重构问题并为复杂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出鼓励科研人员参与跨学科研究举措的同时，还需要同步加强使跨学科合作得以持续的结构建设。

　　不过，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跨学科合作总是有其必要性或优越性。跨学科合作中，科研人员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来自不同学科，缺乏共同的知识储备，对准则规范和事务轻重缓急的理解存在差异，给协作带来了潜在障碍。德埃斯特等提出的建议是让研究团队成员将合作常态化，建立以信任和友谊为特征的关系，推进有形与无形资源的交换。常规合作可能会使成员们在利益和优先事项上更好地达成平衡，并减少理解障碍，化解协调性矛盾，从而实现在研究活动中有效结合多元科学领域。

　　跨区域合作显现知识溢出效应

　　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人们的学习能力。在伍登等看来，一方面，通信和交通技术无疑让“世界变小了”；另一方面，“距离的消亡”却时常被过于乐观估计，即使在21世纪，距离也会形成阻碍。在学术研究、知识开发等领域，知识溢出的积极效应仍然与地理距离密切相关。借助微软学术图谱中的数据，学者系统追踪了170万名科研人员1975—2015年间在知识溢出效应影响下个人知识组合结构的变化。通过对科研人员在学术出版物中提到的第一项隶属单位进行地理编码，以此确定科研人员的“定位”，再按地理距离远近将合作关系依次划分为本地合作、本土合作、洲内合作、洲际合作等不同类型。对知识溢出效应的考察，则以合作前后科研人员个人知识组合的变化而非引用情况来衡量，假如在某科研人员独著的出版物中包含其合著出版物中出现的研究领域，而其更早的学术出版物却没有涉及这个领域，则被视为知识溢出效应的显现。例如，样本中包括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的研究成果，他早年的研究涉及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等领域，并在1990年与管理学学者约翰·范德·瓦特（John H. Vande Vate） 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提到了“市场失灵”。伍登等认为，如果罗斯后续独立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包括这个主题，则说明他通过合作研究掌握了关于研究“市场失灵”的知识和技能。实际上，罗斯随后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论文《新医师：市场组织的自然实验》就涉及“市场失灵”。

　　这项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地理距离与合作学习呈负相关关系，从事本地合作的科研人员有更高的可能性从知识溢出中学习，从本地合作中获得的学习收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伍登告诉记者，相近的地理距离能让科研人员更好地从合作中学习，这说明本地合作有其特殊之处。在他看来，更多面对面接触的机会，让人们可以聚在一起讨论研究的进展或问题。之前有研究发现，与替代性的数字方式相比，当面交流更有可能让人们建立起充分互相信任的关系，而这正是深入分享知识、认真解决他人遇到的问题所需要的。伍登表示，这项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合作学习与地理距离之间的关系非常显著，无论科研人员来自哪个学科、处在职业生涯早期还是将要结束之时，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排名较低机构的科研人员更容易受到距离的负面干扰。

　　在采访中，谈及该研究对于应对当今世界的机遇与挑战有何启示时，伍登表示，像疫情这样阻碍近距离交流的挑战使得人们待在家中或者在地理流动性上受到限制，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会给知识的生产和发展造成潜在的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旅行的放开可以增加研究人员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有望促进知识共享。

　　产学合作助力应对全球挑战

　　塔巴阿对记者表示，产学合作是学术界和产业界长期关注的话题，高校与产业界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被视为能够利用双方优势助力各类问题的解决，并推进知识向前发展。在学术界与产业界接触越来越多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一现象背后的动机、决策方法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塔巴阿等对68位参与知识转移和知识共同创造这两类典型产学合作活动的学者进行深度访谈，完成了定性方法下的归纳研究。

　　该研究团队认为，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将资源和参与两个角度都纳入考量，以期作出关于动机和决策方法交互作用的更准确解释。创业领域的现有文献已提出以资源为基础的论点，即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倾向于表现出推力型动机（以摆脱消极情形的需要为出发点的动机）和效果决策方法（专注于利用手头现有资源）占主导地位；相应地，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拉力型动机（由吸引力引发的动机）和因果决策方法（专注于实现预期目标）将占主导地位。尽管以上论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足以准确预测或解释学者的行为。运用叙事分析方法，塔巴阿等发现，学者们的动机和决策方法并不一定符合这个规律，会在不同的场景下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这是因为不同的产学合作类型涉及不同的目标、实践和结果，参与层面的差异会影响学者从事产学合作的动机和决策方法之间的交互。

　　塔巴阿在采访中称，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等全球性挑战都突出了产学合作对于处理这些复杂且相互关联问题的重要性。抗击疫情的过程充分展现了高校在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可发挥的效力。高校不仅提供了必要的智识、研究支持和创新成果，而且其与产业界在疫苗研发、设计治疗方案上的密切配合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产学合作有助于推动创新创业发展，这是因为高校拥有助力创新创业所需的专业知识、资源和设施，而产业界则可以提供将新产品、新服务推向市场所需的金融支持和市场信息。同时，产学合作还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应对气候变化危机需要综合应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各个视角的多学科方法。一方面，高校相关院系具备气候科学方面的专长，并有能力开展旨在探究气候变化的诱因和后果的研究；另一方面，产业界有资源和能力实施技术解决方案、落实政策措施，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