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冷的天，俺没想到教授们还能来村里。没想到讲出了俺们老百姓的心里话，讲出了真心、真话、真情……俺一定帮着年轻人把家谱续起来，把好家风传下去！”75岁的李兆来老人很是激动。虎年春节临近，鲁中地区也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前几天济南市郊的最低温降到-15℃左右。窗外寒风凛冽，而济南章丘区圣井街道南栗园村的会议室里却暖意融融，每位村民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期待的目光纷纷投向风尘仆仆赶来的学者们。在山东大学中华美德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李平生主持下，“传统节日与中华美德”系列讲座，又和乡亲们见面了。当天的讲座已是第七讲，“春节文化与中华美德”的主题很受欢迎，主讲人是山东大学民俗学与中国民间文学团队（以下简称“民俗学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张士闪教授。
新时代的广阔农村，是充溢着更多希望与生机的田野。扎根于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这个民俗学团队始终坚持田野调查，用心服务地方发展，致力于在田野中理解中国。新时期以来，团队成员深入调查过的村落、社区超过300多个，足迹遍布山东、河北、北京、辽宁、江苏、河南、浙江、江苏、贵州、澳门等省市区。
新农村，新体验，新作为。到民间去！以学术研究服务广大民众，把学问写在乡村大地上。进村入户，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实地助力乡村振兴。
依托文史深耕田野
“山东大学自1901年创立起，逐渐形成‘文史见长’的学术积淀，为民俗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学术土壤。”熟悉山东大学民俗学学科历史的团队成员李浩副教授这样总结道。事实上，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学术界的许多名家大家就在山东大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者顾颉刚先生曾执教于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的前身）。“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创办了《歌谣》周刊，向全国征稿，当时山东即有人搜集了数十首山东民谣在《歌谣》发表。1936年，现代作家王统照先生从胶东地区流传的传统民间故事中拣选出28篇，冠以《山东民间故事》之名结集出版，在颇富才情的序言中，他写道：“一团纯真的喜悦与忧念关心于故事中的人与物”，“仿佛把我又牵回了童年！”此外，闻一多、童书业、高亨的神话研究，丁山的上古宗教和神话研究，陆侃如、冯沅君的神话、楚辞文学研究，游国恩的楚辞研究，台静农的歌谣研究，沈从文的古物和服饰民俗研究，老舍的俗文学研究等，都为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仅如此，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山东大学的一批青年学生，也积极开展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1936年前后，著名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先生在读书期间，就发表了《端午民俗考》《琐语中秋》《重九杂话》等论文。文章落款“青岛山大民俗学研究室”，表明当时山东大学已成立了专门的民俗学研究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大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文脉薪火相传，赓续不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德栋、车锡伦、李万鹏的俗文学研究，路遥的民间宗教研究，在学界都享有较高声誉，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大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85年，在徐经泽主持下，李万鹏、简涛、叶涛着手创办《民俗研究》杂志，随后又在各方支持下成立了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山东省民俗学会。这些学术工作开风气之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俗学的蓬勃发展贡献了宝贵经验。经过30多年的发展，如今《民俗研究》已经成为广大民俗学研究者们向往的学术园地，集萃了中国特色民俗学前沿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以李万鹏、山曼、刘铁梁、刘德龙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不仅开创了民俗学的学术事业，更引领了良好的学术风气。山东大学南院李万鹏教授简洁的教工宿舍，是山东大学民俗学师生共同的温馨之家，不时传出欢声笑语。老师和同学每每遇到难题，就敲开“老爷子家”的门，反复请教总能满意而归。如果拿来的是半成品文稿，用不了几天再取回，上面早已被批注得密密麻麻，还会得到一大堆极为难得又难觅的文献资料支持，而老爷子的几多叮咛总是充满着扶持后学的无限关爱。直到年近八旬，李万鹏教授依然坚持带队到鲁中乡村地区调查，事必躬亲。“我们在生活上就要没老没少，没大没小，不拘俗套，做起学问来就要斤斤计较！”“我们在村里做调查，给老百姓添多少麻烦！就是要为老百姓说话。”至今，这些朴实的教导仍在大家耳边回响，已成为民俗学团队的“家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三农”问题逐渐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民俗学团队就确定了“到乡村田间地头找问题”的研究导向，始终未曾改变。经过几代学人的积淀与发展，民俗学团队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多个富有特色的专业方向，包括田野研究与民俗学基础理论、民俗学学术传统与中国实践、泰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农业民俗与中华农耕文明、华北亲属制度与女性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社会发展、故事学和神话学研究等。团队成员刘铁梁、张士闪、王加华、刁统菊陆续提出的“感受生活的民俗学”“内价值与外价值”“劳作模式”“个体叙事”“礼俗互动”“田野中国”“有温度的田野”“形式即意义”“个人生活史”“田野伦理”等学术概念，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以此为基础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
2021年10月15日，在山东大学欢庆建校120周年座谈会上，李平生深情地说：“今天的民俗学承继的是中国百年学术事业，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土壤，也必将成长为能够回应时代重大命题、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理应面向未来，继续扎实做好田野研究，从民俗文化中挖掘最有本土特质的传统美德和中国智慧，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社会发展，让研究有温度，让学问有力度。”
有温度的田野
时至今日，由老中青三代10位学者构成的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每人都有精耕细作的乡村田野“领地”。学术带头人张士闪教授长期跟踪调查鲁中地区潍河沿岸的西小章村，淄川区洼子村、池板村，山东半岛沿海的院夼村，甚至还有远在贵州、河北的固定调查地点。与之类似，叶涛教授主攻泰山地区、青州市井塘村，王加华教授的滨州市胡集村，刁统菊教授重点关注枣庄市红山峪村，龙圣教授的青岛市韩家村，还有朱以青编审长期关注的中华老字号研究……即便是初出茅庐的任雅萱、李海云、林海聪等青年学者，也受到这种浓郁氛围的感染，常年走在乡土中，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收获甚丰，他们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地不断探索前行。
新世纪以来，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研究范式的逐步建立完善，现代民俗学追求的田野研究该如何创新，曾是民俗学团队长期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在张士闪看来，当代中国民俗学田野研究所受到的质疑与批评，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对当代乡村生活的急剧变化不敏感，民俗志描绘的是民间生活“凝固幻象”，千文一面；按图索骥、按格填空的田野调查方式，没有田野发现，没有问题意识；对田野调查中的主观性与互动情形缺少省察，对田野资料不加分析地使用，“放到篮子里都是菜”；缺少理论关怀等。
田野研究中所产生的问题，注定要在田野中谋求解决之道。2008年盛夏，受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委托，张士闪组织7位研究生，按委托方“做社会调查”的要求开展“潍坊市地方民俗公众认知调查”。这次调查一反平时所熟悉的“深井式”田野调查，转而严格按照委托方的指定模式，优先完成问卷调查。为此，调查过程要完成“按表填空”环节，这是所有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于是，抽样、结构访谈、问卷设计、数据统计、调查督导……在为期两周的规定时间里，调查小组先后在20多个村庄开展了“随机性”的社会调查。所谓随机性，就是“三个不确定”，即每天到达的乡镇不确定，到达的村落不确定，选取做问卷调查的村民也不确定。一切活动都要按照调查督导当天发布的指令行动。经过短短十余天的时间，每位小组成员平均完成了200余份设计精密的调查问卷。
时值7月，骄阳似火。项目负责人张士闪望着汗流浃背、脸晒得黢黑的学生，特别是混合着汗水和泥土显得更加厚重的调查问卷，虽然获得委托方的高度评价，内心却五味杂陈。脚踏实地的学问，总要一分付出才会有一分收获。实践证明，社会调查活动以短平快的方式完成，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普信度，但是与全面贴近民生实际状况，真切感受民心，尚有不小的距离。这次向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模式的借鉴学习，彻底开启了新的研究工作思路，这就是以“深井式”村落调查为基础、以“礼俗互动”的宏阔视野深掘田野资料。及至2016年，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与社会学团队通力合作，再次完成了“山东省乡村文明行动建设成效”的大型社会调查，经过反复交流、斟酌，采取求同存异、各取所长、协同作战的方式，最终取得了较为理想的调查效果。
经此反思与实践，民俗学团队进一步辛勤耕耘，立足于“民俗学专业服务社会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迎来了学术爆发期：张士闪撰写的教材《中国艺术民俗学》在修订再版后获教育部首届国家优秀教材奖（高等教育类）二等奖，专著《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王加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立项资助；任雅萱荣获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实践出真知，“将课桌和讲台搬到田间地头”让学术浸润着泥土的自然芬芳，必然会花繁叶茂，体现着勃勃生机与活力。
实践出真知，田野有真经。每一个在民俗学团队工作或学习过的师生，都在田野调查中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田野研究回报丰厚，但调查过程却异常艰辛。按照常规经验，完成一篇像样的学位论文，硕士生要有累计六个月以上的调查经验，博士生则需要常住一年以上，而且都需要“人人帮我，我帮人人”的互助性团队作业。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得每位民俗学团队成员都受益匪浅。
张士闪的“小章竹马研究”经历，在团队师生的口口相传中已被加工成了一个个“段子”：自1999年首次走进鲁中西小章村，他每年都来“走亲戚”，甚至养成了在那里过年的习惯；从最初被村民当作坏人防范，到最终和村民成了“一家亲”；他长期住在村委会一间办公室里，上面挂着民兵连、电教室、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十几块牌子。刁统菊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姻亲关系的研究，她常住在枣庄市红山峪村村民田传江老人家里。时间久了，田传江和老伴带着她走街串户，村里的老老少少渐渐地从好奇到熟悉，直至敞开心扉拉家常，习惯了她的每一次到来。每当田传江老人到省会济南开会、看病，刁统菊就像照顾自己的父母一样，将老人的衣食住行大包大揽起来，转眼间竟有二十多年。王加华则从跟踪调查滨州市的“胡集书会”开始，十几年的穿梭往返，数不清的访谈记录，最后成了当地群众最受欢迎的专家顾问和五六个村庄的荣誉村民……这些因田野调查而让人感到温暖的事不胜枚举。正是基于长时段的连续民俗调查，他们用一年又一年深耕细作的《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生动揭示了现代中国民俗文化的发展变迁轨迹。
走进村落，不仅要关注民生，而且要体察民心，需要在生活史与心态史的双重维度中捕捉民众丰富的生活感受，包括村民对自身文化的阐释。2016年夏，民俗学团队策划的“山东村落田野研究”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规划资助项目，并以山东村落为单元最终出版了著作20种。有感于以往村落民俗志少有村民的内部视角，大家反复讨论，确定以“深描村落生活，凸显村民主体，梳理乡土文脉，展现国情底色”为原则，在每册书的最后特设“咱村的人，咱村的事”专章，并附录“重要民俗资料提供者简介”和老百姓的日用文献，以便鲜活地体现村民主体视角。在实际写作中，作者与村民在田野调查深度合作，努力在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呈现二者的不同视角，力争使民俗知识“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事实证明，这些具有实验性质的民俗志书写方式是成功的，既赢得了村民的普遍认可，也得到了学界的积极评价。在此基础上，齐鲁书社出版的《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汇聚了沉甸甸的成果，也赢来了沉甸甸的荣誉，这套丛书摘获了第23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张士闪在丛书总序中深有感触地写道：“长期行走田野的学者，都曾有类似的经历：有时候偶然听到一两句俗语，忽然就对国家一统进程中积淀一方民众的某种心态心领神会。”“在田野中遭逢的一切，既是现实，也是历史，足可以展开绵密而深邃的思考。”唯有走进田野，俯下身去，才能一步一步实现“在田野中理解中国”的宏愿。
在山东大学主办的“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论坛上，民俗学家、华中师范大学黄永林教授感慨地说，“以山东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民俗学者长期扎根田野，持续关注乡村，深入民间，亲近百姓，形成了某种‘有温度的田野’的研究风格，基本奠定了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的基础”。
扎根田野，理解中国
近年来，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乡土社会研究应贴近村民生活，深描其生活世界与文化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对村落组织传统与变迁作进一步探究，呈现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机制，促进国家政策设计和执行层面的合理性。具体说来，就是从村落日常生活和村民的历史叙事出发，观察政策下行的嵌入过程，进而在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村落文化和组织传统的变迁，聚焦村民的被动适应与主动调适。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地方社会的历史层累过程与社会结构，还可以小见大地理解国家统一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促进对“中国原理”的理解。
事实上，民俗学的“田野”即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它们既是人类总体行为发生的空间，也是人类知识的本原。“下田野”，就成为了学者走进民众日常生活，以具体的人和事为研究对象，发现其背后的“人情世故”和文化传统的过程。由此，学者走进村落，就应该承担认知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神圣使命。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转型和城乡发展，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广大农村，民俗学者的使命尤其具有急切性和紧迫性。
2009年8月，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十余名师生，分小组在鲁中山区的莱芜市颜庄镇的西当峪村、澜头村、南下冶村等做调查，并聚焦当地氛围神圣、仪式隆重的“中元节习俗”。莱芜市的中元节，是具有独特民间传统的岁时节日活动，当地人俗称“七月十五”“过半年”“团圆节”等。每年农历的七月十五日，境内大部分乡民都要举行“请家堂”“供养祖先”“送家堂”等仪式活动，以瓜、果、酒、菜等祭祀祖先，在傍晚时分“送家堂”。中午时分，则是气氛轻松、其乐融融地簇拥着老人吃一顿团圆饭。因此，这个地方传统节日就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祭祀祖先的概念，成为凝聚社区和宗族家庭的重要渠道。然而，在此后短短的十年时间里，随着城市发展，特别是莱芜市撤市划区，由省会大城市带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民俗学团队也见证了这个传统节日从复兴、辉煌到急剧衰落的过程。这些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大批村落因为城镇化原因消失或“空心化”问题严重，节日的神圣性因素不断消解，而纯粹消费主义的休闲、娱乐的倾向上升。此外，“过节”的地域范围也明显缩小，仪式的过程开始简化，青少年对家乡传统节日的认同感明显降低等等。在此背景下，团队着力创办了《节日研究》这份刊物，旨在推动学界对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学术关注和研究。
针对莱芜地区的中元节保护和传承问题，民俗学团队努力以自己的方式贡献学理智慧。几经讨论，借助非遗保护工作破解中元节习俗的传承危机，让非遗保护真正融入乡村社区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相互助益、相得益彰，成为全体成员一致的想法。经过近三年的不懈努力，他们协调省、市、区各方力量，多次组织地方领导考察参观，召集国内外的知名专家调研论证……最终，莱芜中元节习俗获得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在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尽管诸多努力的过程十分艰难，但是为村落建设和父老乡亲作一份贡献而取得的收获，的确让人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成就感。常年往农村地区跑田野的王加华感叹说：“近年来对于诸多村落的近距离观察，使我更加确信，在当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民俗传统并未灰飞烟灭，而是变得更富弹性与多元。例如在撤村并区、村落区划发生急剧变化的地方，人们追溯乡土历史传统、寻找乡土文化认同的心理普遍强烈。就这些变化而言，我们可以保持一份谨慎但乐观的态度。”
放眼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每个村落似乎都是渺小的存在，但在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看来，村落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是中国社会的最小单元。他们坚信，总体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文化，正是依托不同地方社会生活而常在常新，而地方社会则围绕着国家礼仪传统来建构家国之间的文化认同，形成诸如口述传统、节日庆典、仪式表演、人生礼仪、家谱村志等各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表达，共同构成了家国之间连接一体的深厚传统。因此，立足村落，搜集村民生活事实，理解跨村落的社会文化系统，就成为探讨中国社会整体运作机制的有效路径。村落研究，也被他们赋予了沉甸甸的神圣使命。目前，民俗学团队沉潜多年的研究成果，正在持续产生着深远的社会效应，团队成员肩头的担子也更重了。近年来，团队陆续成立了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节日文化研究基地、山东省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山东省非遗研究基地，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乡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乡土社会重点智库团队等三个校级平台，已完成的多个咨询报告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参事室采纳。
学术根植于时代与文化的土壤。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民俗学家刘铁梁曾这样评价说：“老一辈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生前就一再强调，我们要作出中国人的贡献，不要简单按照外国人的理论、框架去论述，呼吁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这些年来始终坚持作乡村研究，一直不放松田野调查，坚持从乡土社会中提炼本土概念、寻找中国答案，这是对钟先生学术思想最好的回应和发展。”面对鼓励和荣誉，民俗学团队的老师们却怀揣着一份冷静和理性，青年教师王加华深有感触地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田野研究是理论之学，更是实践之学、阐释之学。面向未来，我们只有更加真诚地走进民众生活的深处，更加执着地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更加笃定地履行对服务乡村发展的承诺。唯有如此，我们的田野研究才能算得上历久弥新，顶天立地！”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民俗文化鲜明地映衬着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和精神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最直观、最鲜活的外在体现，记录了不同阶段民众生存状况、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具有凝聚力、交往力和创造力，更在本质上塑造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在意涵。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走进21世纪的乡土中国，早已融入“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序列之中，推动农村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形式和当代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影响着城乡文化的交往关系。民俗学的生命力在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丰富生活实践，直接指向了文化生产和精神滋养的现实论域。民俗田野研究现实地打开了“人的实践”的中国方式，真实地展现了农村社区的时代风貌，体现了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学术关切，肩负着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文化使命，需要一代又一代民俗学人不断守正开新，坚韧前行。
（作者单位：齐鲁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