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在网络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中，“哲学”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频率逐渐增多。除哲学著作外，哲学出现的形式也紧跟时代发展，如网络课程、广播电视节目、报纸专栏、播客、现场活动等。现今，在流行视频网站上遇到与哲学相关话题的概率甚至接近在书店或图书馆看到哲学书籍。很多面向公众的哲学“产品”非常流行，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J. 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主讲的哈佛在线公开课系列《公正》（Justice）、英国广播公司第四台的文化类节目《思想史》（A History of Ideas）和《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德国慕尼黑大学古代哲学教授彼得·亚当森（Peter Adamson）的播客《无死角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 Without Any Gaps）、英国广播公司的哲学家访谈播客《哲学会咬人》（Philosophy Bites）。这些作品一般被视为公共哲学的范畴。记者就公共哲学的定义与价值等问题，采访了国外学者。

　　主动走向公众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学术哲学网站“每日理性”（Daily Nous）负责人贾斯汀·温伯格（Justin Weinberg）告诉本报记者，公共哲学是职业哲学家将哲学带到学术圈外普通公众面前的有意之举，其形式和目标多样，常见的形式包括针对当前热点话题发表于大众媒体上的哲学点评，在哲学维度下探讨各种问题的网络电台节目，线上或线下的哲学俱乐部以及人文科学节、文化节中涉及哲学的环节。简而言之，公共哲学是探索和体现哲学对公众的价值的活动。

　　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格雷格·利特曼（Greg Littmann）介绍说，公共哲学以普通公众而非学术人员为受众，任何以通俗化的形式体现哲学内容的作品都可以算作公共哲学。公共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涉足公共哲学，即使他们未必将其称为“公共哲学”。近20年来，哲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公共哲学的重要性，并鼓励职业哲学家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公共哲学目前还未建立起清晰的范式，哲学家参与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从哲学角度鉴赏流行文化、与非专业的哲学爱好者讨论哲学问题等。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哲学教授马西莫·匹格里奇（Massimo Pigliucci）表示，公共哲学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概念。我们可以说，哲学一直以来都是“公共的”，至少在20世纪哲学成为一门专业化学科之前是这样。苏格拉底、休谟、尼采、罗素……从古希腊到早期现代的许多哲学家都是公共哲学家。不过，在当下的语境里，公共哲学特指近些年兴起的一种具有高度多样性的哲学活动，是职业哲学家有意识地走向广大公众的尝试。公共哲学常以流行文化为载体向公众介绍哲学思想，利用社交媒体来提升公众的哲学意识，在线上和线下公共空间组织人们围绕永恒的哲学问题或哲学某一分支的新进展进行讨论。

　　公共哲学并不“离题”

　　匹格里奇谈到，大多数哲学问题都无定论，公共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实践同样存在争议。从外部来看，整个哲学学科遭遇过不少“公共关系”问题，很多政治家、高校行政管理者认为哲学无用，甚至一些知名的自然科学家也对哲学持批判态度。美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大设计》一书开篇就宣称“哲学已死”；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物理学家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在《终极理论之梦》一书中专门用了一章来论证为何哲学对物理学的损害多于帮助，并将这章直接题为“反对哲学”。

　　在哲学界内部，有学术型学者认为，公共哲学偏离了对哲学自身更有用的工作，与公众打交道是浪费时间或是“智慧价值”更低的活动。换言之，他们认为，哲学工作只需对哲学和哲学家本身有用即可，公共哲学“离题”了。如果说哲学是否“有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实证性问题，那么哲学应对谁“有用”则是一个评价性问题，而后者比前者更难回答。

　　美国北达科他大学公共生活中的哲学研究所主任、哲学教授杰克·罗素·韦恩斯坦（Jack Russell Weinstein）提到，哲学家不喜欢普通公众，甚至倾向于将公众视为敌人。从古至今，哲学家总是表现出智识上的优越感，这在政治理论领域格外明显，也在当代职业生活中随处可见。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哲学与人类价值中心主任、法理学教授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谈到，未受过专业高等教育的普通人提出有意思的哲学见解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不过，普通人的想法常常是哲学家感兴趣的“数据点”。这番言论虽然可能冒犯到一些人，但莱特认为，他捍卫的是“专业性”的概念——哲学家研究哲学如同建筑工程师建造桥梁，既然人们不允许非工程师建造桥梁，那么也不应期待非哲学家能大谈哲学。

　　从术业有专攻这一点来讲，莱特的观点也不无道理。但与建造桥梁这样非常明确的任务不同的是，哲学思考和决策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且可能引发重大后果。例如，人们需要运用逻辑来分析达成目标的最好方式、评估行动的可能结果，需要在作选择时加入伦理考量，借助美学知识来评判文化艺术产品的质量。无疑，未经过哲学专业训练的人很难因推动学科进步而得到哲学界业内认可，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能产生有意义的、精妙的乃至新颖的哲学想法。

　　韦恩斯坦表示，民主理论的前提是公众具备哲学和理性能力，包括作出复杂的道德和政治判断的能力，以及对自己的理性进行思考和评估的“元技能”。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芝加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提出的“能力方法”就是对人们日常智能的肯定，它聚焦于个体的可行能力（能够做什么），而非单纯的权利或自由。如果我们认定非哲学家完全不具备哲学能力，恐怕就要放弃民主。

　　有利于哲学和社会整体

　　利特曼对本报记者说，公共哲学的意义在于哲学家必须分享自己的想法才能真正造福大众——哲学与科学不同，哲学无法对不理解哲学的人有用。而且，哲学家试图解答的问题通常也是每个人都希望了解的，如“我的道德责任是什么”“神是否存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在后疫情时代，公共哲学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因为公众对哲学展现出了巨大的兴趣，而学术人员正在“生产”更多公共哲学“产品”以回应公众的需求。

　　在温伯格看来，公共哲学对哲学学科、哲学家和公众而言都有益处。对哲学学科来说，公共哲学在接触公众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值得进行哲学研究的新问题和观念，进而促进学科发展。同时，公众通过公共哲学了解、熟悉哲学后，或将更清楚地认识到哲学的价值，而这种认知反过来能够更好地维护哲学学科。对哲学家来说，做好公共哲学需要了解公众关心的事物，培养有效交流的技能，这有助于哲学家从普通人身上获得启发，进而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对公众来说，公共哲学为普通人从哲学中获益创造了“便利条件”。哲学经常通过发现和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常常是其他人想不到的，在数量、种类、深度方面不断增加的问题，来产出关于人们不知道的、不确定的事物的知识。这种有关“我们还不知道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的知识有着巨大价值。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普遍观点和常规做法，实际上是以哲学意义上的假设作为前提的。就个人而言，了解这些假设，并尝试通过推理对这些假设提出问题，是有趣且实用的。好问题可能带来互相矛盾的回答，使人们意识到自己原本意识不到的观念，进而拓展智慧可能性的边界，不断解放思想。好的公共哲学还能作为深刻、细致思考的模板，使普通人也能享受到思想交流、辩论、提出新问题的乐趣。

　　温伯格说，今天，公共哲学在产出量、话题丰富性、形式多样性、受众范围和多元程度方面都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这部分得益于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更加先进、可及，同时也源于滚雪球效应：公共哲学将更多的普通人引向哲学，增强了公众对公共哲学的兴趣和需求，对其他潜在的公共哲学“生产者”起到示范作用；针对不同话题、面向不同受众的公共哲学尝试随之增多，又进一步增加了普通人与哲学的接触。

　　在这一过程中，其他文化元素也会加入。在美国，过去10年里有若干涉及哲学的电视剧面世并流行开来，如2016年开播的美剧《善地》（The Good Place）。这部奇幻情景喜剧富有创意地使用了许多哲学理论，剧中主要人物之一就是一名高校伦理学教授。英国《卫报》称赞该剧“令哲学看起来很酷”，美国《大西洋月刊》称该剧“在屏幕上戏剧化地展示了真实的伦理学课堂，没有稀释专业概念，但依然具有娱乐性”。这种更广泛层面上的文化吸收也是对公共哲学的鼓励。

　　温伯格也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公共哲学将更加重要。疫情现已成为公共哲学的一个焦点话题，当病痛和死亡就在身边时，人们自然会深思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及其他哲学问题。因此，哲学家也应参与到防疫政策制定之中，例如，如何恰当分配医疗资源，如何在合乎伦理的前提下权衡不同的政策措施。

　　那么，今后公共哲学将聚焦于何处？温伯格表示，哲学思想形成于特定的时空中，且取决于当时的人们对“什么有可能”这一问题持何种看法。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不仅改变了客观世界，也改变了人们对“什么有可能”的看法。这些变化是否将对现有的哲学思想构成挑战，或将是未来哲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就技术而言，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也许会颠覆过去人们对于“活着”“意识”“人”的定义和理解。就社会而言，哲学自身正在经历变化。随着西方哲学界多样性增强，并且更多关注丰富多元的人类经验，哲学面对的现实将在一定程度上被拓展，这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如权力关系、社会身份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之间有何交叉？权力关系、社会身份与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之间又有何交叉？这些都是接下来哲学学者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