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聚贤（右）、郭沫若（左）在考古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中国学问的研究有三个重要的界标：一是晚清最后十年的国粹之学，暗中为民族革命张本；二是“五四”以后“科学地整理国故”运动持续发酵，借用西学方法衡定传统文化；三是抗战时期，面临民族的生死存亡，刺激了学人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民族前途等问题的思索。三十余年间，中国学术界在一轮轮激烈的对话中实现快速的“新陈代谢”。卫聚贤的代表作与主要学术观点，主要产生于后两个时期，研究涉猎驳杂，在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字学、文学等领域皆有所建树，尤其是他的古史研究，往往有“惊人”之论，呈现出“特异”色彩。

　　善于提问 大胆假设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清华国学院是培植学子预此学术潮流的土壤，引导他们深入学术研究的堂奥，自发成立学社、出版刊物以即时、公开表达学术观点。早在清华学校时，卫聚贤就表现出非凡的魄力，与同学成立“述学会”。置身疑古思潮的洪流，卫聚贤逐渐形成了重视提问、善于提问、大胆假设的治学态度。

　　卫聚贤认为，学者的天职就是提出命题。大胆假设使卫聚贤时有创获。如，他看到在南京发掘的六朝墓中有新发现的石器，此类新石器陆续又在金山、杭州等地有发现，遂提出江南地区有新石器文化的命题，把江南地区古文化的时间大大提前。又如，他判断成都白马寺出土物为早期文物，提出巴蜀有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文明发展线索。尽管他的文章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但是对这一命题的大胆假设使国内外更多学者关注并参与其中。随着20世纪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最终得以证实。

　　卫聚贤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也不顽守，自言“是个心地坦白的人，不愿自尽，也不受人恶意攻讦，而轻变立场。这是我所抱的治学态度”（《说文月刊》1940年第1卷序），又强调“学问是研究出来的，应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对不对是另外一问题，特别是古史的研究至今在萌芽时期，比如言语，考古到现在还没有考证清楚，所以我这个意见，也许三五年后自己也要推翻的，但在我还没有获得新的见解以前，我仍旧坚持这个主张”（《中国古代社会新论》）。

　　做学问要将目标聚焦于解决问题，既不以私心独占史料，又要避免将个人情感带至学术论辩，应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他判断成都白马寺出土物为蜀国遗物，提出“巴蜀文化”这一独立于“中原文化”的概念，当时因为证据不足、论证不严等问题，有不少学人提出反对意见，商承祚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卫聚贤一直催促他撰文发表。商承祚说：“聚贤向我征稿的时候，我就同他说写一篇《成都白马寺出土铜器辩》，是同他绝对对立，拿客观的眼光来判断，作学术上的检讨，抛弃主观，不作强词夺理与人歪缠。他一口允许，并且极端的赞同。时时催促我赶快写。确实难怪，我是伏波将军、医中圣手，是来启复他的理智，是来医治他的沉疴，他如何不高兴欢迎！”论辩双方的自信与对彼此的尊重跃然纸上。

　　也许是抱持着“提出假设具有非凡意义”的观念，卫聚贤认为“研究学术只要思想不落伍，方法精密些，就是证据不大确凿，也可继续去搜寻，至于结论的不大适当，暂不要管他……研究学术，也应当先有个假设的结论”（《古史研究·第二集》序）。因此，在大胆假设之后，由于论证过程不严密，结论往往难以成立，也时常陷入“结论先行”的泥淖。这在其古史研究中尤为明显，同是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朱芳圃就批评卫聚贤取材不精确，又加以附会，易发生伪造事实、曲解古书、妄立系统等弊端。童书业指出，卫聚贤对《穆天子传》《山海经》的考证存在过于武断、倒果为因、谬解古书、穿凿附会、论据怪诞、妄事臆测六大问题。

　　卫聚贤的大胆假设有时等同于大胆想象，他乐于观察、勤于思考和记录、善于发现问题、不为陈见所束的治学风格也使其获得许多宝贵的创见。朱芳圃在批评之余也赞扬他立论新颖，不为前人陈说所宥；诠释古书，时有特见，足令抱残守缺之徒，惕然自省。

　　注重史料的采集与使用

　　因为善于发现问题，以及由此驱动持续不断想要解决的探索欲，卫聚贤特别留意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并不受所谓史料类型的束缚，认为举凡墓志、族谱、民俗调查、口述记录等皆应为我所用。在“处处留心”中发现新的问题，考验着研究者的智识与眼光。卫聚贤与于右任等探访石纽，就特别注意采集石斧、陶俑、石刻等资料，同行者作诗调侃说“考古大家卫聚贤，目如电溜口河悬。乘危远迈羌夷寨，到处逢人问石棺”，地下文物和口头叙述皆能吸引他留意。

　　“处处留心”所潜在累积的“过眼经验”，为他带来诸多研究灵感。如对新石器的持续关注与采集，使他判断“江南地区有古文化”；偶然间看到一些零散的文物继而又实地探访，逐步勾勒出“巴蜀文化”的命题；对家乡古建筑的探访，使他写出戏曲文物研究的开山之作《元代演戏的舞台》；在调查山西票号时，除广泛采集票号合约、号规、红账、信稿、账册等原始资料之外，还记录票号人士的口述以及墓志铭等，使《山西票号史》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卫聚贤还关注现实社会，勤于动笔，收集、整理了研究民国社会的重要资料，如介绍上海通货膨胀时期辅币代价券的流通情况；整理当时各类资料，汇总《九年不食的杨妹》，成为研究民国时期社会生态的鲜活史料。此外，他对当时秘密社会组织的追踪，至今仍为此领域的重要参考。

　　史料的收集、整理，最终是为了更好地运用史料解决问题。卫聚贤主张材料多，议论少，认为读者从排比的材料中自然能得出结论，反对发空论，强调尽可能查阅、使用一手材料。他的研究常常综合运用人类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神话学、民俗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中国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初，在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存在壁垒，卫聚贤指出“研究考古的少有研究历史的，研究历史的亦少有研究考古的”，然而研究中通常需要同时借助地上与地下材料来解决问题，“不懂考古学的发掘古物是毁坏古物，不懂社会学的发掘古物是埋没古物”。史料的搜集、整理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卫聚贤认为学术重在研究，应公布史料，促进共同研究，有时因担心材料公布不全，他就索性亲自做古物的调查与发掘。

　　运用历史统计学整理国学

　　材料是研究的砖头，还需要研究者的设计修建，才能构成牢固的建筑。卫聚贤的古史研究，一方面注重历史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从文法考证古书本等；另一方面，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展开研究，可谓其最大特色。随着西方及日本史学中统计学方法的传入，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开始倡导新史学之历史统计学。卫聚贤在大学时曾学习过统计学，但将统计学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则主要受梁启超的鼓励，以研究《春秋》《左传》《国语》的作期、作地等，最终撰成《古史研究》进入史学研究领域。

　　历史统计学的兴起是20世纪初科学主义盛行的结果，“自然科学要试验，社会科学要统计”。卫聚贤认为，历史学也有必要借助统计学的知识来进行“科学地”研究，“社会学需要统计，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历史学需用统计，向来没人注意，虽有人常喊着：‘用科学方法整理国学’的口号，但是作的人很少”（《历史统计学》自序）。在他看来，历史统计学是整理国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发表言论，理论也圆通了，证据也确凿了，但方法不精密，不足以作定论”（《应用统计的方法整理国学》）。

　　运用统计学展开研究，除通过统计数据以发现问题外，更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数据结果推求原因、发现问题，如果将考察时段拉长，则还要分析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及其理由等，即回到史书中去探寻导致各种作用结果的原因。他在研究中广泛使用历史统计学，也因此发现了一些前人忽略的问题，如讨论《山海经》作地部分所举证的23项子题，用统计学的方法归纳《山海经》中的现象、中国的现象、中国以外的现象等，虽然结论多令人难以信服，但这些不同地理分布的统计数据的确提出了关于《山海经》材料来源的一些新问题。除此之外，卫聚贤运用统计学整理晚清民国山西票号、帮会的一些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4年，卫聚贤的《历史统计学》出版，包括“历史统计学”与“中国统计学史”两部分。曾撰《统计的训诂学》的胡朴安评价说，“虽一小册，而开研究历史者之一新途径”（《历史统计学》序）。中国统计学会会长盛俊的评价可为当时历史统计学的兴起作注解，“今以统计方法来治史，矫正向来以文学治史，以人生哲学治史的流弊，不但我国历史的改造，利赖于此，就是从纠正人心改良社会着想，也是一服对症药剂”。

　　推崇学术创新 专意读书治学

　　卫聚贤曾自言学术研究有三变：在山西信古，在北平、南京疑古，在上海为有信有疑。从心潮澎湃地追随热闹到冷静独立地反思，这反映了他的成长历程。他推崇学术创新，斥墨守成规为懒惰，提出了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命题。这份勇气、自信与笃定，与他在清华国学院短暂却受益终身的学习经历密不可分。此外，国学院诸先生言传身教，鼓励学子树立大志向，这样的氛围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学子独立的思想与不凡的气度。

　　以学术研究为志业的这份热情，使卫聚贤即便面临生活的绝境也未曾停止写作。虽然他的一些观点不被学界认同，说他“治学同作文章，都不求甚解，写了就罢，说完就算，信不信由你，对不对在他”（商承祚语）。然而，他博览群书，亦为学者所钦佩，“见解不一定全对，甚至有的根本错误，但‘好学深思’四个字，总可当之而无愧的”（聂崇岐语）。张光直曾言“够资格称为书痴的人，才能够写考古学史。卫聚贤先生是我的大师兄，他一生以出怪论为著，我一生所最钦佩的读书最多的人就是他”。卫聚贤以“享清福为死亡的等待”，“我的手脑尚能活动，我就拼命地写”，至耄耋之年仍快乐于笔耕。朋友眼中的卫聚贤，待人和厚有礼，自奉俭约，他相信“生活简单了，可以使脑筋简单；脑筋简单了，对事业学问要认真负责。若是吃饭菜的样子太多，调和的味太重了，使脑筋复杂，多方顾虑；平时为滑头，遇难则想两方面吊膀子”。

　　卫聚贤以“处处留心皆学问，事事如意非丈夫”自警，也因喜爱《水浒传》中鲁智深粗中有细、鲁莽却不失通达，遂用“鲁智深”作为笔名，其治学与对待人生境遇的态度可见一斑。回到学术史，细察在20世纪上半叶此起彼伏的论争中，前辈学人的困惑、思考与行动的展开过程，以及他们的创见或误区，由此窥探时代、学人与学术风气迁转之间的关系，可为不断纵深推进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