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的编目分类自刘宋道士陆修静创立“三洞”始，而后继之以“四辅”，“三洞四辅”遂成为后世道教徒修《藏》编目的圭臬。但是随着藏经典籍的不断丰富及对墨家、法家、兵家等诸家学说的收纳，原来的“三洞四辅”已不能满足其分类的需要。尤其是后世频出的道士文集，并不容易在“三洞四辅”中找到特别合适的位置。

　　《四库全书》也吸收了一些《道藏》文献，设道家类专题，附在“子部之末”，还有一些道士诗文集，散见于集部。对比这两类文献书目，我们可发现，有些子部文献虽然在内容性质上归于子部，但在文本形制上却含有集部的元素。四库馆臣面对的这一局面，近代以来的道教文献学者感受尤深，他们大都对“三洞四辅”分类法进行了突破，并努力构建新的分类体系。在重新编目时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文集”类文献。这就使在道教文献研究中引入“集部”这一概念变得顺理成章。

　　1991年，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该书附录的《新编道藏分类目录》是首次打破“三洞四辅”框架的《道藏》总目，其中第九大类为“诗文集”，收《华阳陶隐居集》等30种。此后，朱越利的《道藏分类解题》（1996）第七部“文学”的第十四类为作品综合集，包括诗文集、诗词集、文集，共55种。钟肇鹏的《新编道藏目录》（1999）“杂著类”包括文集、诗词、赞颂等，共64种。丁培仁的《增注新修道藏目录》（2008）所收“文集”最为完备，约200种。由此可见，道教学界对《道藏》分类编目的研究在逐渐加深，然而在对道教“文集”进行归类时，依然无法很好地兼顾这些“文集”的内容性质与文本形制。

　　其实，在具体研究道教文献时，如果不涉及编目分类的话，可以直接把“集部之学”这一概念引入。我们不妨把《道藏》文集纳入“集部”之中，按照集部文本的研究模式对之进行分析和探讨，而不必过多考虑它们的内容性质，这样或可对道教研究和“集部之学”带来很大的拓展空间。

　　《道藏》文集研究可以与传统的“集部之学”研究互相参证、互相促进。首先，《道藏》文集可以丰富集部资源。仅以词学为例，由于“全真道士词在现存金词中约占半数以上，在元词中也为数众多”（蔡静平《瑶台归去恣逍遥》），所以明清词家在选录前代词作时自然会注意到道士词作。例如，明陈耀文《花草粹编》、清朱彝尊《词综》等皆录有著名道士葛长庚（即白玉蟾）的词作。后世词学研究者对道士词作的评价不尽相同，唐圭璋以为道士词作“皆炼形服气，怪诞不经之语”（《全金元词·凡例》）。况周颐却在评价丘处机的词时说：“丘长春磻溪词，十九作道家语，亦有精警清切之句。”（《蕙风词话》卷三）无论臧否，道士词作已是不容忽略的词苑文献。

　　民国初年，词学大家朱祖谋在编辑《彊村丛书》时从《道藏》中选录了8种，包括丘处机的《磻溪词》、李道纯的《清庵先生词》等。唐圭璋在编《全金元词》时取资于《道藏》者亦复不少。由于以上两位词家所见皆是明《道藏》，所以清代道士词作并非他们辑佚的对象。学者如能从《藏外道书》（1992、1994）、《中华续道藏》（在编）中继续求索，当能发现新的资料以充实清词总集。当然，诗、赋、曲等文艺载体中也有不少道士的作品，皆可循此例而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据预估，《中华续道藏》的体量可以达到明代所编《道藏》的3—5倍，所以辑佚道教诗文以充实集部，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其次，《道藏》文集还可以促进“集部之学”研究的深入。例如，《彊村丛书》本《清庵先生词》付梓时，词学大家况周颐为之作跋，跋中考证：白朴《天籁集》有《水调歌头》两阕，因为梦中得“三元秘秋水”五字，所以两阕都以此五字为起句。李道纯的《清庵先生词》中也有《水调歌头》，其中《赠白兰谷》及《言道》《言性》各一阕，也皆以“三元秘秋水”为起句。况氏质疑白朴词明明是酬答李道纯之作，为什么还要托诸梦幻？与此同时，况氏也依据二人词作中的相关记载推断出，白朴与李道纯当日商榷文字，过从甚密。他的这一发现，可为词林纪事添一桩公案。

　　除此之外，《道藏》中的文本也是词家校订词集不可或缺的参照。例如，《彊村丛书》所用的《磻溪集》是晦木斋所藏旧钞本，唐圭璋特意用《道藏》本来校订它，校正旧钞本凡17处。《彊村丛书》所用的《清庵先生词》为元刊本，唐氏据《道藏》本校订元刊本凡13处。所校无不精当，可补前修之未密。

　　最后，集部之中也有不少道教资料，可以辑佚补缺，充实《道藏》文集，进而促进道教研究的深入。例如，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将《道园学古录》中的《岳德文碑》与吴澄所撰《天宝宫碑》相互佐证，考订了宋元之际大道教派产生和发展的状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当然，最能体现“集部之学”对道教研究有巨大作用的是道教文学这一领域。例如，搜求阮籍、李白、苏轼等放达文人含有道教色彩的诗文，就不可不取资于浩如烟海的“集部”文献。

　　对集部之中那些道教或富有道教色彩的诗文，可以辑佚，也可以编纂。如朱彝尊《词综》卷二十四收录了几首道教词，其中有1首上清蔡真人的《法驾导引》词，还有1首乩仙词，张宗橚编的《词林纪事》卷十八又增录1首乩仙词。这些散落在集部之中的吉光片羽，皆可广泛辑佚，然后结集，以充实道教文献。又如《道藏》本《磻溪集》收录丘处机词作132首，《彊村丛书》本《磻溪词》则收词136首，周泳先《唐宋金元词钩沉》又从《鸣鹤馀音》中辑出8首。唐圭璋则考证出周氏所辑8首中的《黑漆弩·侬家鹦鹉洲边住》乃白贲所作，周氏所辑丘处机词实则为7首。唐氏又从《鸣鹤馀音》辑出1首、《西游记》中辑出6首、《金莲正宗记》中辑出1首、《清河书画舫》中辑出1首，凡9首，所以唐氏所编《全金元词》收录丘处机词共152首，较之《道藏》本多出20首。后世欲编丘处机文集以入新《道藏》者，正可吸纳唐圭璋的研究成果。像这样以集部文献来促进道教研究的虽已有不少成果，但仍有广袤的待垦之田。最近，尹志华主持的“清代诗文集中的道教资料汇纂与研究”课题，即是从“集部之学”的视角拓展道教研究领域的一次系统尝试。

　　《道藏》中的文集与“集部之学”颇有交叉之处，传统“三洞四辅”“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在处理二者交集时面临一些不易解决的困惑。但如果超越旨在编目分类的传统目录学框架，使二者互相参证，不仅可以开拓新的研究空间，而且也可循此思路，将传统目录学中被归入其他部类的“文集”类文献，也纳入“集部之学”范畴中加以考察。这样既可拓展传统“集部之学”的资料范围，也可用新的视角观照与之相关的知识领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沟通和对话。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