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文集与“集部之学”
2021年01月25日 09: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25日第2097期 作者:赵宇翔

  《道藏》的编目分类自刘宋道士陆修静创立“三洞”始,而后继之以“四辅”,“三洞四辅”遂成为后世道教徒修《藏》编目的圭臬。但是随着藏经典籍的不断丰富及对墨家、法家、兵家等诸家学说的收纳,原来的“三洞四辅”已不能满足其分类的需要。尤其是后世频出的道士文集,并不容易在“三洞四辅”中找到特别合适的位置。

  《四库全书》也吸收了一些《道藏》文献,设道家类专题,附在“子部之末”,还有一些道士诗文集,散见于集部。对比这两类文献书目,我们可发现,有些子部文献虽然在内容性质上归于子部,但在文本形制上却含有集部的元素。四库馆臣面对的这一局面,近代以来的道教文献学者感受尤深,他们大都对“三洞四辅”分类法进行了突破,并努力构建新的分类体系。在重新编目时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文集”类文献。这就使在道教文献研究中引入“集部”这一概念变得顺理成章。

  1991年,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该书附录的《新编道藏分类目录》是首次打破“三洞四辅”框架的《道藏》总目,其中第九大类为“诗文集”,收《华阳陶隐居集》等30种。此后,朱越利的《道藏分类解题》(1996)第七部“文学”的第十四类为作品综合集,包括诗文集、诗词集、文集,共55种。钟肇鹏的《新编道藏目录》(1999)“杂著类”包括文集、诗词、赞颂等,共64种。丁培仁的《增注新修道藏目录》(2008)所收“文集”最为完备,约200种。由此可见,道教学界对《道藏》分类编目的研究在逐渐加深,然而在对道教“文集”进行归类时,依然无法很好地兼顾这些“文集”的内容性质与文本形制。

  其实,在具体研究道教文献时,如果不涉及编目分类的话,可以直接把“集部之学”这一概念引入。我们不妨把《道藏》文集纳入“集部”之中,按照集部文本的研究模式对之进行分析和探讨,而不必过多考虑它们的内容性质,这样或可对道教研究和“集部之学”带来很大的拓展空间。

  《道藏》文集研究可以与传统的“集部之学”研究互相参证、互相促进。首先,《道藏》文集可以丰富集部资源。仅以词学为例,由于“全真道士词在现存金词中约占半数以上,在元词中也为数众多”(蔡静平《瑶台归去恣逍遥》),所以明清词家在选录前代词作时自然会注意到道士词作。例如,明陈耀文《花草粹编》、清朱彝尊《词综》等皆录有著名道士葛长庚(即白玉蟾)的词作。后世词学研究者对道士词作的评价不尽相同,唐圭璋以为道士词作“皆炼形服气,怪诞不经之语”(《全金元词·凡例》)。况周颐却在评价丘处机的词时说:“丘长春磻溪词,十九作道家语,亦有精警清切之句。”(《蕙风词话》卷三)无论臧否,道士词作已是不容忽略的词苑文献。

  民国初年,词学大家朱祖谋在编辑《彊村丛书》时从《道藏》中选录了8种,包括丘处机的《磻溪词》、李道纯的《清庵先生词》等。唐圭璋在编《全金元词》时取资于《道藏》者亦复不少。由于以上两位词家所见皆是明《道藏》,所以清代道士词作并非他们辑佚的对象。学者如能从《藏外道书》(1992、1994)、《中华续道藏》(在编)中继续求索,当能发现新的资料以充实清词总集。当然,诗、赋、曲等文艺载体中也有不少道士的作品,皆可循此例而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据预估,《中华续道藏》的体量可以达到明代所编《道藏》的3—5倍,所以辑佚道教诗文以充实集部,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其次,《道藏》文集还可以促进“集部之学”研究的深入。例如,《彊村丛书》本《清庵先生词》付梓时,词学大家况周颐为之作跋,跋中考证:白朴《天籁集》有《水调歌头》两阕,因为梦中得“三元秘秋水”五字,所以两阕都以此五字为起句。李道纯的《清庵先生词》中也有《水调歌头》,其中《赠白兰谷》及《言道》《言性》各一阕,也皆以“三元秘秋水”为起句。况氏质疑白朴词明明是酬答李道纯之作,为什么还要托诸梦幻?与此同时,况氏也依据二人词作中的相关记载推断出,白朴与李道纯当日商榷文字,过从甚密。他的这一发现,可为词林纪事添一桩公案。

  除此之外,《道藏》中的文本也是词家校订词集不可或缺的参照。例如,《彊村丛书》所用的《磻溪集》是晦木斋所藏旧钞本,唐圭璋特意用《道藏》本来校订它,校正旧钞本凡17处。《彊村丛书》所用的《清庵先生词》为元刊本,唐氏据《道藏》本校订元刊本凡13处。所校无不精当,可补前修之未密。

  最后,集部之中也有不少道教资料,可以辑佚补缺,充实《道藏》文集,进而促进道教研究的深入。例如,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将《道园学古录》中的《岳德文碑》与吴澄所撰《天宝宫碑》相互佐证,考订了宋元之际大道教派产生和发展的状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当然,最能体现“集部之学”对道教研究有巨大作用的是道教文学这一领域。例如,搜求阮籍、李白、苏轼等放达文人含有道教色彩的诗文,就不可不取资于浩如烟海的“集部”文献。

  对集部之中那些道教或富有道教色彩的诗文,可以辑佚,也可以编纂。如朱彝尊《词综》卷二十四收录了几首道教词,其中有1首上清蔡真人的《法驾导引》词,还有1首乩仙词,张宗橚编的《词林纪事》卷十八又增录1首乩仙词。这些散落在集部之中的吉光片羽,皆可广泛辑佚,然后结集,以充实道教文献。又如《道藏》本《磻溪集》收录丘处机词作132首,《彊村丛书》本《磻溪词》则收词136首,周泳先《唐宋金元词钩沉》又从《鸣鹤馀音》中辑出8首。唐圭璋则考证出周氏所辑8首中的《黑漆弩·侬家鹦鹉洲边住》乃白贲所作,周氏所辑丘处机词实则为7首。唐氏又从《鸣鹤馀音》辑出1首、《西游记》中辑出6首、《金莲正宗记》中辑出1首、《清河书画舫》中辑出1首,凡9首,所以唐氏所编《全金元词》收录丘处机词共152首,较之《道藏》本多出20首。后世欲编丘处机文集以入新《道藏》者,正可吸纳唐圭璋的研究成果。像这样以集部文献来促进道教研究的虽已有不少成果,但仍有广袤的待垦之田。最近,尹志华主持的“清代诗文集中的道教资料汇纂与研究”课题,即是从“集部之学”的视角拓展道教研究领域的一次系统尝试。

  《道藏》中的文集与“集部之学”颇有交叉之处,传统“三洞四辅”“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在处理二者交集时面临一些不易解决的困惑。但如果超越旨在编目分类的传统目录学框架,使二者互相参证,不仅可以开拓新的研究空间,而且也可循此思路,将传统目录学中被归入其他部类的“文集”类文献,也纳入“集部之学”范畴中加以考察。这样既可拓展传统“集部之学”的资料范围,也可用新的视角观照与之相关的知识领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沟通和对话。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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