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
2021年01月25日 09: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25日第2097期 作者:本报记者 查建国 夏立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日前,“后小康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新规划、新征程”高端论坛在上海举行,如何“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成为学者探讨的重点。

  积极探索现代化新途径

  进入“十四五”,意味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指出,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完全重复过去一般的现代化过程,而是把很多国家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变化过程压缩到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前工业化的、工业化的和后工业化的发展问题集中显现,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现象并存,使得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既是现代化发展的必要过程,也是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后小康时期,我们必须走出西方现代化的陷阱,在新的社会多样化的条件下,积极探索促进社会整合、社会和谐的现代化新途径。而当前,中国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政策所显示的走大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将会改变和修订“西方现代化”的逻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型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认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模式,把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等作为价值原则和目标,真正体现了既有增长又有发展的中国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这是一种涉及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一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一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现代化,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实现新的发展就需要新的战略,要有新的部署。未来发展的总目标,是要在继续推进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不平等、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龚维斌表示,新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就是建设“品质型社会”“公正型社会”“共治型社会”“智慧型社会”,重中之重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建设美丽乡村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冯仕政看来,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与乡村变迁有多重表征,包括“外循环”打破“内循环”、乡村生活的动摇与更替、人口与文化的代谢、乡村合作的断裂、商品化的社会交往等。但是,乡村生活有其自成一体的逻辑。美丽乡村建设路径必须因势利导,契合乡村自身的逻辑,而农民问题与现代化问题紧密相关,农民的现代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

  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改变,具体包括行政村对于自然村的取代,村落共同体生活“共助体系”的弱化以及村落价值认同的式微。面对一系列复杂的格局,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田毅鹏建议,在城乡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需要加强对村落社会的保护,重构完备的乡村社会基础。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院长胡荣提出,相对于土地、资金等外部要素,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人”往往被忽视。长期以来都存在乡村人口外流的情况,而由城市进入乡村的人却屈指可数。所以,未来乡村发展的重心还需要落实在对“新型农民”的培育上,需要建设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队伍。比如,提升农村留守农民的素质,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下乡创业,鼓励离退休干部返回原籍生活,重视引导并发挥“新乡贤”的作用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体系

  “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表示,社会学意义的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即将步入“后小康社会”,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因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我们需要以新视角、新理念、新方法去应对并解决后小康时期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后小康时期的社会发展同样要求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做好新的社会发展规划,尽可能防范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风险,迎接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建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新征程中,学界应当投入更多精力去梳理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随实践而不断发展的系统,是一个与其他学科既相互激荡又相互联系、彼此完善的系统。后小康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建设方面,社会学学者应当抓住历史机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亲身参与和观察社会的变化,分析社会发展的动力,提炼中国化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流动、组织与治理是串联中国社会和理解中国社会学的三个重要概念。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何雪松认为,土地革命和改革开放分别建立了“人—土地—村庄”和“人—职业—社区”的中国社会基本组织形式,这一转变过程也是现代社会转型的现实议题。这一转变背后的现实动因是土地的流转、单位制的解体以及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土地甚至村庄的流动。而治理作为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概念,既需要依托于组织而进行,又需要在治理结构和治理内容层面对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作出回应。流动、组织与治理相互交织,流动引发了现代中国社会组织和治理的转变,并赋予其新特征,而治理成为组织回溯流动的中介。流动、组织与治理,无论是出于其现实作用还是学术价值,都已成为我国本土社会学中最为重要的议题。

  论坛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社会变迁研究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联合承办。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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