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他生前译介过大量西班牙文学作品，为西班牙文学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班牙文学最早可追溯至10世纪前后，深受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吉卜赛、阿拉伯文化的交互影响。“五四”时期鲁迅等一批作家型译者提倡译介“弱小民族”文学，西班牙文学由此获得关注，但因语言受限，西班牙文学经历了相当长的转译期。此间，作为转译者之一的戴望舒由接触、了解西班牙文学，进而对其痴迷，转而学习西班牙语，成为第一位直接翻译西班牙文学的作家型译者，而西班牙“27一代”现代派诗歌也促其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型。

　　转译“98一代”助多元文学观形成

　　1898年的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这激起了西班牙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热潮。他们反对腐朽的君主政体，提出创作具有民族风情的西班牙艺术，并自称“98一代”。1928年戴望舒开始翻译外国文学，西班牙“98一代”文学展现出的抗争精神引起了他的注意，但这时他不懂西班牙语，只能依靠法语转译。同年，戴望舒转译了伊巴涅斯的《良夜幽情曲》和《醉男醉女》。1929年9月，《新文艺》第1卷第2号上刊登了他所译的阿左林（又称阿索林）的散文《修车人》与《麦饼人》。1930年3月，他与徐霞村合译了阿左林散文集《西万提斯的未婚妻》。这段转译经历为戴望舒日后学习西班牙语埋下伏笔。

　　西班牙“98一代”文学虽然没有直接影响戴望舒的创作风格，但拓宽了他对“现代”的理解，促使他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多元文学观，使其认识到，“现代”并非单指英语世界通行的“现代主义”，以及辞藻华丽、感情隐晦、扑朔迷离的“象征派”，还应包括源于拉美后又传至西班牙的“现代派”文学。此时，戴望舒正与“象征派”渐行渐远，重现实批判和启迪民智的“现代派”文学为他带来了一缕阳光，使他在现代文学的世界里寻得另一栖身之所，也为他后期文风转型奠定了基础。

　　直接翻译“27一代”促创作风格转型

　　20世纪20年代的西班牙，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被称为“27一代”。他们的诗歌倾向各不相同，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认识世界并进行创作。1932年，戴望舒赴“象征主义”诗歌的发源地法国留学，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于1933年游学西班牙。在那里，戴望舒看到了内战爆发前夕西班牙整个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同时代的“27一代”现代派诗歌所展现的思乡之情、古为今用的创作理念和强烈的反抗意识都与他内心的诉求完全契合，于是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西班牙“27一代”现代派诗歌的译介中。

　　戴望舒给《西班牙一小时》的作者阿左林写信，收到热情回复并获得该作品的翻译版权。同时，他也结交了西班牙“27一代”的代表诗人洛尔迦。在正式发表译作前，戴望舒先发表了《迦尔西亚·洛尔迦》《西班牙抗战谣曲》，首次将“西班牙谣曲”这种创作形式和洛尔迦介绍给中国读者，之后正式从原文翻译了洛尔迦的诗集《洛尔迦诗抄》。1939年7月，《顶点》第一期发表了他翻译的《西班牙抗战谣曲抄》，其中包括阿尔贝蒂的《保卫马德里·保卫加达鲁涅》、阿莱桑雷德的《无名的军民》和《就义者》、贝德雷的《山间的寒冷》、维牙的《当代男子》、伯拉哈的《流亡之群》、洛格罗纽的《橄榄树林》、鲁格的《摩尔逃兵》，这是西班牙“27一代”文学初次大规模而又成体系地被译介到中国。

　　在西班牙文学翻译几乎全部需要依靠转译的时代，戴望舒发掘了在欧洲颇具影响力的西班牙“27一代”诗歌并直接翻译，发表了一系列至今都无出其右的优秀译作。与此同时，受西班牙“27一代”影响，戴望舒后期的创作风格发生转型，他在1945年发表的诗集《灾难的岁月》，文风明显有别于忧郁神秘的《雨巷》和《我底记忆》，语言明快简洁、感情充沛，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战争胜利的渴望和苦难终将远离的信心。由此可见，20世纪30—40年代是戴望舒与西班牙文学译作互促的蜜月期。

　　未竟《堂·吉诃德》铸成终身遗憾

　　众所周知，杨绛所译的《堂·吉诃德》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且直接从原文翻译的全译本。由于译者严谨的态度，以及过人的文学功底，该译本在我国至今销量最高，影响深远。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也曾尝试从西班牙语翻译《堂·吉诃德》。

　　翻译《堂·吉诃德》并非戴望舒学习西班牙语的初衷，他学习西班牙语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和翻译伊巴涅斯、阿左林、洛尔迦等人的作品，但作为一名精通双语的优秀译者，面对当时国内《堂·吉诃德》只有转译本的现状，他义无反顾地肩负起直接翻译这部名著的责任。因此，他从法国回国后开始翻译《堂·吉诃德》，不久爆发了抗日战争，他从上海辗转至香港，译书计划随之流产。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一直随身携带稿件，坚持翻译。遗憾的是，他临终前也未能完成这部名著的翻译，人们也错失了提前30年读到《堂·吉诃德》直接译本的机会。显而易见，未竟的《堂·吉诃德》是戴望舒翻译生涯中的最大遗憾。

　　总体看来，创作与翻译是戴望舒短暂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大主题，二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转译西班牙“98一代”文学促其形成多元现代文学观，为后期创作风格转型奠定了基础；直接翻译“27一代”诗歌更是其创作风格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他作为第一位能直接翻译西班牙文学的作家型译者，引进了小众的西班牙“27一代”现代派诗歌，对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