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诗学传统看新诗批评的建构
2020年08月31日 09: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31日总第2000期 作者:师力斌

  新诗已过百年,数量巨大无比,实绩蔚为可观,但与古诗相比,新诗经典的认同度却不那么理想。没有经典,就没有说服力。哪些新诗可以称为经典,新诗到底有无评价标准?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会有助于淘汰新诗中的垃圾与泡沫,有助于新诗经典的建构。进入网络时代,新诗的生产力巨大无比,其中不乏平庸之作、滥竽充数的伪作劣作,这导致新诗批评的压力非常大。因此,在当下探讨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尤为迫切。

  寻找现代新诗经典

  首先应当确立寻找伟大诗歌的批评目标。新诗批评有很多目标,比如,跟踪最新诗歌形态和诗歌潮流,诸如那些描述网络诗歌、图像诗歌、有声诗歌等新样式的批评;再比如,关注地域、流派、性别、阶层等文化问题的批评。这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意义,但始终没有解决的是新诗经典的标准问题。建构新诗经典的标准、寻找经典诗歌,应当成为新诗批评的应有之义。没有新诗经典标准,就没有公认的新诗经典,认同危机就会一直存在。

  西渡在《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一文中说:“尽管新诗已有众多优秀的作者和作品,但对于那些怀疑新诗的读者和批评家,这些都不够。他们会用不屑的语气反问道:‘新诗有李白吗?有杜甫吗?’——当然如此反问的时候,他们忘了旧诗在更长的时间内也没有贡献出另一个李白,或者另一个杜甫。但无论如何,没有公认的大诗人要算是新诗的软肋之一。”西渡看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即如果在中国谈诗,必谈李白、杜甫,就像谈书法,必谈二王和颜、柳、欧、赵。说一个人的字好,人们会将其和颜、柳、欧、赵相比;说谁的诗好,人们会将其和李白、杜甫相比。无论新诗怎样辩解,怎样试图摆脱与古诗的关联,古诗都会作为新诗的标杆而存在。这就是文化的活的灵魂。说新诗不同于古诗,不等于不可以拿古诗来和新诗作比较。同理,新诗批评不同于古诗批评,也不等于不能拿对李白、杜甫的批评来批评新诗。

  如果说新诗缺乏相对意义上的伟大诗人,那么我们可以暂且从古诗中“借”一个伟大诗人来观察。近年来,笔者试图探讨杜甫与新诗的关联,发现杜甫诗学可以为新诗的创作与批评提供丰富的启发。

  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离不开向古诗学习。学什么呢?肯定不是照搬过去的方式。新诗批评必须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诗批评的思路,必须立足现代,重新发现传统。重读杜甫,就可以发现很多传统可资借鉴,比如用字的传统、炼句的传统、谋篇布局的传统、创新与继承的传统、自由与规则辩证关系的传统等,都可以为新诗批评提供极具价值的启示。

  重新发现古诗传统

  围绕建构新诗经典的目标,新诗批评可以从技术和思想两个方面确立新的标准。技术标准,如词的标准、句的标准、谋篇布局的标准,这方面杜甫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启发。

  首先是名词意识。杜甫之所以是“诗圣”,与他遣词造句方面的精湛技术密不可分。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清词丽句必为邻”,杜甫甚至讲,“诗是吾家事”,这样近于苛刻的诗歌标准,完全可以为新诗批评所用。新诗必须讲究语言艺术。如果诗是一座建筑,那么语言就是砖瓦。砖瓦如果是劣质产品,那建筑质量就不会好到哪里去。一些诗人拿新诗的诗体自由来做挡箭牌,诗句语言却粗糙随意,几乎不讲究语句的诗意,却还常常以口语诗、散文诗自我标榜。中国形态的新诗批评,首先应当谈字法、词法,这是新诗的根基。拿杜甫的炼字来说,杜甫诗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各类词汇的运用,均独具匠心。杜甫有强烈的名词意识,单靠名词的排列就可以完成空间营造、意象呈现、事物铺陈等多项任务,用法之新奇令人叹为观止,语言之精炼登峰造极。像“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样的地理名词运用技术,也应该被新诗批评所借鉴,成为评价新诗写作技术的指标。

  其次是名句意识。杜甫的经典诗歌,往往伴有经典名句。名句意识也可以成为新诗批评的指标。百年新诗在这方面成就斐然,“金句”是新诗打破古典格律限制以后成就突出的领域。如果说新诗缺乏唐诗那样整首的经典,那么,新诗中经典的句子却也不少,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爱也是世界上最好的避难所”等。但目前常见的情形是,新诗批评引用古诗名句乐此不疲,而对挑选新诗“金句”则用力不多。

  杜甫令人称道、景仰的,不仅是他在字、词、句及谋篇布局方面的整套诗歌技术,还有极高的思想境界。思想境界的高下也应当成为新诗批评的维度。一个优秀诗人在作诗时可以靠才情,靠灵感,甚至靠技术,但到“伟大诗人”这样的级别,必然取决于其思想境界。就杜甫而言,他有四个方面的思想维度可为新诗批评借鉴,即宇宙意识、家国情怀、人道主义、草根情结。这几个维度构成杜甫思想金字塔的坚实底座,与其精湛的字、词、句、篇技术完美融合,最终让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入世的宇宙意识不同于李白出世的宇宙意识,他的家国情怀不同于现代新诗常见的空洞抒发,他的人道主义超越小我“大庇天下寒士”,他的草根情结切切实实与他潦倒的人生血肉相连。也就是说,杜甫的宏大可用于对照新诗中流行的自我、小我、私人、肉身等狭小的思想观念,使之成为解决新诗中诸种问题的一个镜鉴。

  细读杜甫,还有助我们重新理解百年新诗的系列难题,如自由与格律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先锋实验与大众化的问题。实际上,新诗走向伟大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从杜甫诗歌那里或多或少都可以得到启示。

  简言之,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不能照搬古诗批评格律、对仗、平仄的旧框架,也不能完全脱离古诗批评自说自话,而是要从新诗的创作和接受出发,重新发现古诗传统,打破古诗、新诗界限,以“诗意”为核心探讨新诗批评的路向。这样才有可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形态的新诗批评,担负起挑选新诗经典的任务,完成寻找伟大诗歌的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文学月刊社)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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