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是中唐著名诗人，他一生的贬谪长达20余载。在漫漫逆境岁月里，他的诗作一直清刚劲健，真正弘扬了唐人在逆境中的不屈精神。因此，白居易才会盛赞刘禹锡为“诗豪”。刘禹锡诗作绽放的人格魅力毋庸置疑，但历代对其诗歌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清代有关刘禹锡诗歌得与失的论述相较之前的批评更加细化和精确化，但也存在一定缺失。

　　从清初到清末，都不乏刘诗的赞誉者，他们不仅从诗体、时期等方面考察刘诗所取得的成就，也从具体诗歌中探究刘诗之美。就诗体而论，清初王夫之认为七绝“以才情为主”，并指出初、盛唐的七绝虽然创作数量颇丰，却存在“稍以郑重，故损其风神”的缺陷，直到刘禹锡创作的七绝才“宏放出于天然，于以扬扢性情，娑景物，无不宛尔成章”，甚至认为后世“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尘”。王夫之对刘禹锡的七绝赞誉有加，乔亿则着眼于七言近体，认为刘禹锡七言近体“独出冠时”。有关刘禹锡七言近体的赞扬颇多，古体则相对较少，其中，贺裳认为“五古自是刘诗胜场，然其可喜处，多在新声变调，尖警不含蓄者”。管世铭不仅认为刘禹锡五古“质雅可诵”，还总结道：“七古刘之敌韩，犹五古郊之匹愈。”

　　就创作时期而言，刘禹锡产生佳诗的时期，在贺裳看来“多在朗、连、夔、和时”，除贺裳明确以时间段论刘禹锡诗作外，以时期为考察标准的评者还有何焯，虽然何焯只说刘禹锡青年时的诗歌缺乏内涵，但言外之意是之后的诗作成就颇高。

　　就单篇的批评来看，清代的诗评对刘诗的重要篇什都作了深入品评。如刘禹锡的名篇《西塞山怀古》，清代的解读就非常精到。纪昀评曰：“第四句但说得吴。第五句七字括过六朝，是为简练。第六句一笔折到西塞山，是为圆熟。”屈复评道：“前四句，止就一事言。五以‘几回’二字，包括六代，繁简得宜，此法甚妙。七开，八合。前半是古，后半是怀。五简练，七、八奇横。元、白之所以束手者在此。全首俱好，五尤出色。”这些评语从字到句再到篇，都十分详尽且精彩。除名篇外，他的其他诗篇也有被深入解读的，如《题于家公主旧宅》。金圣叹评曰：“前解悼公主，后解悲驸马。看他从‘叶满地’上，追说‘仙台’；从‘草虫悲’上，追说‘箫声’。便自使人怅然心悲，并不更用多写荒凉败落也。三、四尤为最工，若不写得如此，便是平等人家断钗零钿，不复成公主悼亡诗也。”这种以情感为线索的解读亦可谓精妙。

　　清代永瑢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刘禹锡的诗有过总体评价，认为“含蓄不足，而精锐有余”。刘熙载则认为：“刘梦得诗稍近径露，大抵骨胜于白，而韵逊于柳。”此外，乔亿从诗体的角度指出：“梦得诗多杰作，特古、《选》不及子厚、东野，歌行不及退之、长吉。”沈德潜认为：“刘宾客不工古诗。”贺裳则认为刘禹锡的长律“虽有美言”，但“亦多语工而调熟”。

　　清代诗论对刘禹锡著名诗篇之美的品评细致而又精到，对其缺点也直言不讳。如前文提到的《西塞山怀古》，纪昀、屈复等细品其美之所在，翁方纲则指出刘禹锡这首诗并非完美无瑕。虽然翁方纲承认“起四句洵是杰作”，但他却说“后四句则不振矣”，理由有二：一是“中唐以后，所以气力哀飒”；二是“固无八句皆紧之理，然必松处正是紧处，方有意味。如此作结，毋乃饮满时思滑之过耶？”同样是前文提到的《题于家公主旧宅》诗，纪昀直接以“语太浅直”评之，与金圣叹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例子表明，清代刘禹锡单篇诗的批评已经更加具备辩证性质，一方面得益于清代重考据和实证的严谨学风；另一方面源于诗评自身的发展规律，诗评由唐代的概括式评论到明清批点式评论是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所在，而实际的效果则是刘禹锡诗歌批评总体上更加具体化也更加客观化。

　　清代有关刘禹锡诗歌的品评使刘禹锡各种诗体创作的得失、各时期创作的得失及部分诗篇本身的得失得以明确化。首先，有关刘禹锡所擅长的诗体由七绝扩大到七言近体及五七言古体。《旧唐书》说刘禹锡善写五言诗。宋代《漫斋语录》载：“刘禹锡长于歌行并绝句。”元代陈绎曾的《文筌》将刘禹锡的七绝列为学诗者的范式。明代许学夷说刘禹锡“七言绝气格甚胜”。可见，清以前有关刘诗诗体优劣的争论已经展开，并逐步将刘禹锡成就最高的诗体锁定在七绝。到了清代，王夫之认为刘禹锡的七绝才是唐朝乃至后世最优者。但在七绝之外，清人也关注刘禹锡的其他诗体。如乔亿认为刘禹锡七言近体在元和诗坛独占鳌头。贺裳、管世铭肯定刘禹锡五古、七古的成就。综合来看，清代在前人基础上将七言近体和五七言古体视为刘禹锡所擅长的诗体。

　　其次，单篇诗歌的品评使刘禹锡诗歌之美得以精确化。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选评的刘诗虽不乏细致的品评，但某些批评还是相对比较概括化，从而显得不够深入。如《题招隐寺》，方回评道：“刘梦得诗老辣，不可以妆点并观。”明代冯舒则说该诗的“例”字新，相对方回的评论，他已经深入到字的研究层面。清代的研究则更加细化，如纪昀论道：“后半首好在自说自话，不规规于‘寺’字，而七句又不脱‘寺’，运意绝佳。”纪昀不仅指出该诗美的所在，同时对着墨太深的“例”字表示不满。由此可见，清代的论述更加具体和深入，比起泛论式的概括更加形象生动，也更加具体。

　　当然，清代有关刘禹锡诗歌批评的不足也比较明显，一是分期不够细致，现存明确以时期为维度品评刘禹锡诗的恐怕只有清代的贺裳和何焯，这一方面说明清代对刘诗的研究已经引入了时期的维度，这是明显的成就；另一方面，二人的论述都存在概述化的问题，所以缺乏深度。二是对《竹枝词》等民歌的审美分析依然没有在文学层面深入展开。如《竹枝词九首》，宋代黄庭坚认为其“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他的评语是典型的概括式评语，清代的毛先舒、翁方纲等与之类似，这就导致对《竹枝词》的字句篇等具体美学价值的挖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