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学观念，悲剧真正进入中国，前后不过百年时间。百年间，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便将西方源远流长的悲剧传统接受、演练了一遍。虽然其间颇多曲折与起伏，但终自成一格，形成了一个既区别于西方悲剧的“中国”文学观念，同时，又区别于中国传统悲情戏曲的“现代”文学观念。以一种动态、开放的视野审视、分析悲剧在中国的接受、成长状况，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发生、发展，虽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但其内里却是在持续推进，且隐然有迹可循。如果说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展的阶段性与理论认知、创作实践、社会状况、时代语境等密切相关，那么其内在路向的发生则源自悲剧意识的觉醒。而且，路向与阶段，事实上是一里一表，二者互为生发。

　　悲剧意识不断觉醒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的研究，“悲剧是什么”“悲剧应当如何”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研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言人人殊的论题，此处不打算展开论析，只想重申悲剧观念最核心的两个方面，因为这也正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内在的发展路向所在。

　　朱光潜曾说，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是“出自哲学家笔下论悲剧的最好一部著作”。原因之一就在于尼采的悲剧观念既不是悲观主义的，也不是乐观主义的，而是二者矛盾的组合，将“酒神原始的苦难融入到日神灿烂的光辉之中”。在朱光潜看来，这是尼采的一大功绩。理由是，悲剧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具有两面性的自然。因为悲剧是有感于生活的阴暗、命运的不公等不如意而产生的；与此同时，悲剧又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对于悲剧人物而言，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从观念的角度看，朱光潜的这一评论或者说尼采那看似矛盾的组合，正道出了悲剧的两个最基本层面：直击人类生存困境的悲剧意识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

　　悲剧意识如同悲剧的内核，体现着悲剧的哲思性；悲剧精神则犹如这内核中的灵魂，展示出悲剧的人性深度。表现在具体的悲剧作品中，如果说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和不可解决性喻示着悲剧意识的反思深度与力度，那么悲剧人物对人性理想的合理要求，他们的执着追求、行动乃至毁灭，则彰显着悲剧的精神高度和人性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部经典的悲剧作品，都是一首哲学化的诗，深邃的思考和悲壮的情调是其基本风貌——从对人的生存的终极关怀出发，在形而上的思考与崇高的人性精神结合处绽放。所以，仅仅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识还不足以称之为悲剧作品，是否体现出一种执着的悲剧精神同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二者之中，悲剧意识的觉醒显然是最基本的前提。

　　由此反观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百年进程，虽然真正堪称悲剧的戏剧作品不太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现代悲剧意识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正向的发展态势，由外而内、由下而上、由社会到个体、由现实到精神，不断拓展、深入。至于其间的悲剧精神则因作者的诉求不同和作品的艺术表现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质感和情调。所以，在这两者之中，作为根基的现代悲剧意识的不断觉醒与发展，便成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百年发展进程的最佳见证和似断实连的内在路向，贯穿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

　　忧世与审美并重

　　从外在风格看，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百年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每个阶段都各有不同的倾向和特点。综合其内在路向与外在倾向，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现代悲剧观念的开启、现实主义悲剧观念的独领风骚、现代悲剧观念的成熟和沉潜。

　　第一阶段可称为现代悲剧观念的开启，时间跨度为20世纪初到30年代。这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由各种观点迸发、碰撞到系统、多元和渐趋一维的阶段，最为活跃也最为复杂。所谓现代悲剧观念的“开启”包含双重指向：既是指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萌发、起步，也是指现代生存意义上的悲剧作品的诞生。

　　首先是理论与创作的现代发生。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发生既是对传统文以载道观的突破，更深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故此，一方面渴求文学的审美独立，另一方面创建民族国家的使命又时时萦绕于心。悲剧在此际被引入，其接受亦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政治与审美的双重诉求，而其特有的感染人心的艺术效果，尤使其备受瞩目。

　　当时，有关悲剧的各种理论的主导倾向不外乎两种：一是推崇悲剧感染人心的艺术效果，以蒋观云、胡适、熊佛西等的论述为代表；二是强调悲剧形而上的审美属性，虽然目的仍是以审美关注人生，但却表现出清醒而自觉的现代悲剧意识，具有开拓性意义，以王国维、徐志摩等的阐释为代表。创作亦然，其时的悲剧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悲剧作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反映；另一类则是对社会中个体的存在问题进行反思。前者以春柳剧社发端的各种写实性的社会问题剧，及郭沫若、王独清的早期历史悲剧为代表；后者则由鲁迅的诗剧《过客》领衔，相似的还有田汉的浪漫主义剧作。如果说前者打破了传统的团圆意识，那么后者则传达出对于生命、存在、死亡的直接思考，都表现出现代悲剧意识的觉醒与成长。

　　其次是现代悲剧经典的初成。20世纪30年代，曹禺《雷雨》的出现不仅宣告了中国现代悲剧的诞生，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悲剧的第一座高峰，并成为集中体现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代表之作。对“人”的生存的观照与悲悯，是曹禺关注、反思的中心。《雷雨》因忧世而诘问生存，超越了传统，又不类同于西方的存在主义悲剧。其现代焦虑缘于现世人生活的盲目，而非人的存在的本源性虚无，于是，惊惧的不安和生命的沉思便成为它给予观众的主要效果，没有大团圆，也不是彻底的毁灭。所以，它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创造，是真正属于中国的、属于现代的，是一种新的、自成一体的悲剧形态和悲剧意识。

　　理论与创作兼顾

　　第二阶段现实主义悲剧观念独领风骚，时间跨度为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初。这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在现实主义主流上爆发和不断发展的阶段。前有郭沫若社会—历史悲剧的独当一面，后有马克思主义悲剧观的一枝独秀。

　　郭沫若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悲剧是中国现代悲剧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也是中国现实主义悲剧观念类型的代表。立足悲剧，以史写实、借古喻今是郭沫若历史悲剧的基本构想。他的剧作通过“失事求似”，强化历史发展的逻辑与精神，构建悲剧冲突、塑造悲剧人物，并以具有完满人格的英雄形象，由政治层面上升到伦理层面，使其在现实主题之下透射出动人的人性力量。由此，其作品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悲剧观念传入中国以后在现实主义的主流上最有影响、最为本土化的典范作品，在形象地化用马克思主义悲剧观的同时，也将悲剧与社会、历史三位一体的观念深植人心。

　　1949年后，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文艺界对悲剧进行了多次讨论。由老舍的《论悲剧》和细言的《关于悲剧》引发的关于悲剧的讨论，再到对恩格斯悲剧论断的系统辨析和随之而来的对悲剧观念的重新接受，及各种与悲剧相关研究的系统展开。这些既是对社会主义悲剧观念的全面认知，也是对悲剧引入中国之初就潜藏在这一文体中的现实诉求的一次整理和重估，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阶段为现代悲剧观念的成熟、沉潜，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这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走向成熟、趋于沉潜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先是呈现出全面深化与积极探索的态势，之后则趋于冷静沉潜，创作方面佳作虽不太多，但理论层面的探讨却在持续深入。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悲剧理论研究日渐系统与多样化，系统的或专题的研究著作不断涌现；小说创作对现实、人生的透视与追问，亦在不经意间对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生长状况做了一次粗笔勾勒，并见证了它的日趋深化。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两相呼应，成果斐然，出现了《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等优秀作品。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受娱乐化的影响和冲击，以严肃著称的悲剧日趋沉默。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沉默其实更是一种主动退守，是在喧嚣熙攘的狂欢之中回归自我的默然前行，深入到意识深处探寻现代人类的存在之途、生存之境，是在沉潜中积蓄进一步发展的力量。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